享誉世界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5月16日去世，享年岁。作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大师”，他留给世人的不仅有经典杰出的建筑作品，还有其备受称赞的人格魅力。贝聿铭先生的好友中国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曾对他的为人和作品作出这样的评价：“择境殊择交，厌直不厌曲。”
关于他的建筑创作和他的一生，我们汇编了《世界建筑》杂志年至今对贝聿铭先生及其作品的报道，通过这些片段的回忆致敬他精彩的建筑人生。
贝聿铭：现代主义来到美国之前，已走过一段很长的路。今天（年），我们太过于焦急，以为现代运动已被挤出历史舞台，我们能做的比现代运动的一切都好，而且骄矜自恃。可是，我却不相信，人们在前进时能够割断过去。技术也是表现美的一种手段，建筑的艺术不应该被遗忘，它是第一线的。其次，技术手段的应用，其目的不仅在于降低造价，还在于创造一种明确的、恰到好处的实实在在的空间。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没有那种流线型的方块或圆形的体量，没有那种毫无个性的所谓“国际风格”，整个研究中心的体形错落有致。贝的设计灵感是源于许多世纪以前科罗拉多州西南部阿那萨兹印第安人特有的石塔。他的友好的对手菲利普·约翰逊把研究中心称为“第一座后期现代派的建筑”。贝聿铭微笑地感谢这句恭维话，但他坚认他从未死守过“形式因循功能”的格言。
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馆，
贝聿铭：天然采光的中庭，是国会大厦前面林荫广场的空间的扩展与延续，是一个室内公共广场。这个有楼梯、电梯、平台和天桥的活跃而有生气的空间，会让大量的观众产生兴奋感，鼓励他们多停留一会儿。因此，它是一处布景。我们必须使参观过程成为一次愉快的经历，所以，我们建造的了一个圆形剧场，一个马戏团表演大厅。
两块吻合的粉红色大理石三角形由一巨大的天窗连接起来，自然辐射光直泻内部，无穷尽的几何图案的重复和变幻叫人目不暇接：这里有三角形截面的柱、穹窿天花板和楼梯，有四面体的天窗，有六边形和八边形的展览室。贝深信，公众是公共建筑的最终评判者。按这个标准，贝的东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在头50天里，它就接待了多万参观者。东馆为贝和他的合伙人们挣得了广泛的、他们长久没有得到过的信任。
在东馆工程中曾与贝聿铭密切配合的前国家美术馆馆长布朗（J·CarterBrown）谈到贝聿铭时说：他对建筑学有如此奇妙的称誉：“建筑学像传统的裁缝一样，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肯尼迪图书馆,
贝聿铭：我不想搞成像林肯纪念堂或是德克萨斯的约翰逊图书馆那样的明显正面的纪念碑。我想它应更实际些,在那里你会发觉许多新的高瞻远瞩的视点和情景,真正作到步移景迁。一次,我参观了东西德国边界附近的一座巴洛克式教堂,我永远不会忘记当走下过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每条边上起伏的表面似乎都在运动。那是何等的感受,简直是一种观感上的乐趣!
肯尼迪图书馆是一件现代巴洛克式的杰作,一座没有前、后、侧面的纪念碑。结构层次随着你的步移而变动。当从北边接近的时候,三角形的研究中心就像一个没有任何体量的平翼,方玻璃盒子完全被隐匿了。从南边看,北墙又是一个平翼,方玻璃盒子呈现出三角形。当笔直接近图书馆字样的标志时,建筑分向两边,三角形在左边,圆柱形大厅在右边……每走一步,建筑都改变着它的面貌……人们的眼睛不是被精彩的建筑或是已故总统的形象所吸引,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引向头顶上的天空,引向外边的大海。
香山饭店,
贝聿铭：在西方，窗是一种透过光线、空气、阳光或者其它什么东西的地方。所以，它的设计常常适应于特定的场合，是实利主义的。但是在中国，窗子是一幅画。一个窗子是一个景，景随人而异。窗的外形就是画框。中国人对窗有不同的感受能力，对花园也有不同寻常的理解。中国花园是为房间而设，每一个房间最好都带一个花园。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教养和涵养。在这样的房间中，他们绘画、烹饪、吃喝、写诗。而且，他们不想改变。
贝聿铭：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周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又重游了我家在苏州的园林，发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一些能使这种本土建筑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经历了50年、年也仍然站得住的东西。在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的概念与西方的完全不同。凡尔赛宫和苏州园林毫无共同之处，但中国人会认为苏州园林更像在家的感觉……中国建筑要改变，我在香山所做的一部分源自怀旧，一部分源自时代。
达拉斯交响音乐厅，
贝聿铭：我以前的设计——像华盛顿美术馆等——都是运用直线，三角形，方形等等。这些形状的终点是有限的，三角形有3个终点，四边形有4个终点。而在达拉斯音乐厅的创作中,我却尝试用曲线来做。巴洛克建筑通常采用曲线，可以说达拉斯音乐厅借鉴了巴洛克风格。因为曲线的终点可以说是无穷。因此走进这样的空间，与走入一般空间不同。它有流动感，有新意，显得很丰富。我把这种新式空间称作“贝氏空间”。
香港中国银行，
贝聿铭：在香港建高层，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香港的风力很大，比纽约大两倍，比北京也大。因此抗风力比抗地震还重要。在中国银行的设计中，我考虑较多的是结构，如何将结构做得简单而经济？是否可以作个新的尝试？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桥梁的办法（注:全楼做成竖向桁架，分成4段，最下面一段是正方体，向上依次削减，呈多棱体和三棱体），全部风力都传递到下面的4根大钢筋混凝土柱上，这种结构很稳定，很牢固……这种结构还很经济，节约了钢材33%，还省钱……中国银行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所以它对我很重要。
卢浮宫扩建工程，
贝聿铭：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卢浮宫新馆的创作。卢浮宫新馆的设计实际上是个规划问题。因为卢浮宫地处巴黎市中心，如何使它成为沟通南北的枢纽是我在设计中首先想到的问题……这个挑战为什么很难，我想一是因为卢浮宫在巴黎的中心，一是因为卢浮宫代表法国，它代表了法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只有知道法国的历史、文化、政治，才能了解卢浮宫为什么是现在这样。
他思考的结果，他的方案，是一座只在地上露出金字塔形采光井的地下宫。它没有重现法兰西建筑的传统模式，也没有与罗浮宫试比高下……金字塔是入口大厅的天然光采光顶棚。用电脑绘出的分析图表明：这个体量和高度，使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行人能大体看清它，但在杜勒里花园中看它却不显得过分高大抢眼。
有人问贝，用金字塔形难道不怕引起陵墓的联想吗？贝的回答是：“提这个问题的人怕不是真的懂得历史。他们只知道埃及。而金字塔是基本的几何形之一，是最经典的形状之一。这点是对地球上一切艺术领域都适用的。而且，由石头改为玻璃，它的一切已经都变了。”......最重要的，它已不再是传统概念中的建筑，所以与四周建筑完全没有了可比性。用巴黎评论家艾黎（C.Ellis）的话说，它像是一位由外星飞来的、有很好修养的大使，正有礼貌地和这老大国家的首相谈话。
对待古代的文物建筑，有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要解决。其一是重要的文物建筑，必须加以保护。其二是它又必须对城市生活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护。用贝的话说，“若是在凡尔赛，我将不去碰它，到晚上，锁上大门，让凡尔赛去睡觉好了。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若卢浮宫睡了，巴黎就完了。”这话是可玩味的。
美秀美术馆，
贝先生用一个中国的经典故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阐释了他最初的博物馆设计概念。美秀博物馆所处的位置也类似于山顶的世外桃源，隧道和桥梁穿越山脉创造出一个神秘的通道。贝先生运用的另一个设计概念是利用地形将建筑隐藏起来。这种手法也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典型技巧之一，即通过局部表现整体，以小见大。我认识到完成一座好建筑，建筑师需要好的委托人和承建商。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如果没有他们，美术馆中的精致细部和高超技术都无法实现。
卢森堡现代艺术博物馆，
贝聿铭：卢森堡的总理（詹克斯·散特尔）找到我，并要求我在堡垒的附近设计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该堡垒本身也会被改成一个博物馆。虽然这个项目并不像卢浮宫那样有挑战性，然而我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要被建在一个古堡垒之上。
当参观者由高向低穿越一个森林般的公园，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非常沉静的覆盖着蜜色石灰石的建筑。几个嵌入了窗子的深陷的洞口切入到石灰石的体量中，给明亮的立面带来一些深深的影子。随着建筑向上的生长，石灰石逐渐蜕去，被由大量玻璃天窗形成的复杂而精确的几何形体所取代。贝先生曾经对电影制作人GerovonBoehm说，建筑的本质是由光来塑造的几何形体，这一点在卢森堡现代博物馆里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我的真意是希望由此扎到中国建筑创作民主化的道路。这个责任非同小可，我要做的只是拨开杂草，让来者隐于其中的一条路径。
新材料、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对建筑艺术创作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找到正确的民族化道路，使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与风格。
我希望从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并与苏州当地的能工巧匠合作，争取造出一个有新意的苏州园林。
面对伟大的苏州的历史遗存，贝先生作出精彩的演绎。他在有限的建筑中用错落有致的屋顶组织去呼应檐牙高喙而高低起伏的苏州天际线；用廊腰缦回的布展组织去继承中国古画中的风景写意，层层叠叠、气势磅礴，却不失人文之意的传统
我们这一代对观念的热衷似乎远远超出对建造的关心，而贝老先生却是技艺高超的建造者。当我抛开那些现在被视为禁忌的装饰和符号，抛开我们整日琢磨的观念的时候，我终于开始发现这座博物馆的精彩之处：与城市肌理的微妙结合，严谨的空间秩序，对称与非对称，完全没有柱子的首层空间，自然光线的精心安排，窗和窗所定义的时刻，薄墙与厚墙，地面铺装与踢脚的对缝设计，整块石头的门洞和所有的转角石，材料的灰度与白度的微妙选择，精心布置的每一棵植物等等，这座建筑由于它精确的建造和可触摸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贝聿铭：当我跟着格罗皮乌斯做研究工作时，他曾表示绝对相信，国际式将普及到全世界。当我返回中国时，我吃惊地发现，国际式早已到达。岂止到达而已，简直是已经压倒一切。格罗皮乌斯的预言是正确的，但这种结局却是灾难性的。所以，当我有机会在中国做事时，我愿意尽可能去发现一种语言——一种依然用之有效的，依然是人民所能感受的，依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建筑语言。我期望着，即使是青年一代的中国建筑师，假如他们能发现一种语言的话，他们将会说：现代国际式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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