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正在加剧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对立，然而在边界林立、流动停滞的当下，跨文化交流的紧迫性愈益凸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世文院院长、“清华学堂世文班”首席教授颜海平看来，跨文化的叙述和理论能力，即将本土历史经验在凝练概括中理论化，使之能够触动和指导有着不同历史经验的人们的生活和思辨，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贤们始终追寻的目标，也是文化中国在更新自身的传承中影响世界的具体方式。
颜海平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年获现代欧洲文学（含戏剧文学）、十九与二十世纪思想史与跨文化理论博士学位，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执教长达20年。年11月回国任教，年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颜海平的个人经历和学术研究都沿着跨文化的脉络延展，其中本科期间创作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美国任教时期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和目前在写作中的《另一种世界主义》构成了中国研究脉络下的跨文化三部曲；而年以来在清华外文系推行的学科改革和创办的“清华学堂世文班”（简称“世文学堂班”），也都是以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为目标进行的探索。近日，澎湃新闻对颜海平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以下为访谈全文。
颜海平。
澎湃新闻：
您在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高考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您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过当时的老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对您的影响，能否详细谈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老师同学对您有过比较重要的启发或者留下过深刻印象？
颜海平：
当时选择中文系可以说是出于一种非常直觉的驱动，一方面是热爱中国文学，第二个方面是我们那一群人都感到自己一生的价值所在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旧邦新命”做出我们能够做的一点贡献，是比较单纯的。我高考只填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这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朱先生是师长中最早甚或唯一让我感觉到他明白我的这种“唯一”选择。朱先生自己是南洋公学启蒙，青年时代留英，战争中回国，曾和闻一多先生等人在一起，又教英文又教中文，而且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外文系。后来他跟闻一多先生讲，同时教中英文要两个语源互转，累得慌，是不是可以就给我一个语种先做起来，这样才到了中文系。他的这些经历，让我有一种直觉的亲近感。而他对我的选择似乎也有一种非常长远的看法，我那时候还年轻，并不知道时间会是怎样一个过程，未来会是多大的一番奋斗，其中包含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度，但是朱先生好像从一开头就看到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感受是非常深的。
朱东润先生年送颜海平赴美留学的书法条幅，上题苏轼诗：两本新图宝墨香，尊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
当时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有着我们传统中的更亲密的交流方式。学生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老师们住的地方就在复旦教授宿舍。卧室、书房和客厅，我们今天看来是三种不同功能的房间，在朱先生来说就是一间房，他经常是在书桌前看书，很多时候是英文书，手边放着一杯茶，我就在边上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他就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过身来和我交流。我因为太年轻，就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老师的相处方式。而到了系科或学校开会，我才忽然发现我和朱先生之间隔了整整几代学者，看到老师们对朱先生的尊敬，我才觉得其实和先生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又是一种遥远的切近。
澎湃新闻：
您在本科期间创作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多赞誉，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戏剧？您毕业后顺利地留校任教，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
颜海平：
我当时对古典文学、历史都很感兴趣，朱先生那时候已经开始带研究生，主要是传记文学方向。今天我们可能会更理解其中跨文化的涵意。传记文学一方面传承和更新的是司马迁以来的文史传统，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定位，同时是以文学性很强的书写形式完成的；另一方面透彻吸纳了近代以来英国和广义欧洲文学传统中人物传记的资源。朱先生带了研究生，我虽然是本科，但也会去听课，所以他也了解我的兴趣所在。当时我们77级那个班级的同学很多从事文学创作，写什么的都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写得很棒，我就是写戏剧，历史剧这个形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文史要素，语言是半古典半白话的，而整体形式是当代话剧，话剧是现代以来西方移植到中国的戏剧形式，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两种文化传承融合创新的一种形式。
写了这部剧作之后，在外界反响比较好的时候，我记得朱先生表达了两个态度，一个是当时上海的一些部门包括电视台来采访了一些复旦的老师，问他们对这个学生怎么评价，朱先生对我是非常支持和关爱的。同时，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可得知道自己差得远，这个基础还有得要积累，这才是刚刚开始。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随着这部剧上演并获得全国性奖项，我们也接近毕业。我是留校任教。朱先生建议我跟着他读研，专门研究写作传记文学。戏剧界前辈、历史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当时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教授，建议我跟着他继续写作历史剧。同时，中国已经开始派遣留学生，主要是理工科，教育部设立了遴选留学生的考试，但文科特别是人文领域考虑出国的人不多。但我们的谢希德校长认为，中国的文科一样会有进一步扩展自身国际能力的历史要求，问到了中文系，也问到了我。我向朱先生提到这一可能，他的表态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出去好好地学习，把别人真正的长处学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我参加英语考试通过以后，复旦大学外办刘庚生老师告诉我，教育部给复旦来过电话，问谢希德校长说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中文系发展得挺好，得了全国奖并留校任教，为什么要出国呢？谢希德校长说，那当年鲁迅郭沫若不都是走进世界看世界，这对我们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谢希德校长出国访问的时候，把我的申请材料带到她到访的那几个学校去。我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一位校长这样做是有多了不起。
澎湃新闻：
您英文的功底是在本科期间打下的还是来自家学渊源？
颜海平：
本科期间，中文系的同学对外文还不是太重视，有的认为外文系同学外语不错，但不如我们有思想，我们处理的是中国旧邦新命的问题，他们可以替我们当好翻译。但复旦中文系的老师是很重视外文的，记得我的申请材料中有两份老师的英文推荐信，一份是朱东润先生的信，另一份是蒋孔阳先生的信。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落款要亲笔签名。蒋先生看到朱先生在信上的英文签名，停了一下，说：“朱先生的中文书法是那样好，朱先生的英文签名也是这样好。”周斌武老师是我们的古汉语老师，他教得非常好，同时他很重视外文。
我是喜欢英文的，总觉得一门外文就像一个时空，多一门语言就多一个感受和思考的时空维度。一个人在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对自己的母语本身也会产生一种更深入的意识，一种进一步的自觉。所以我会去外文系听课，不能算学分，就是旁听，听外文系的老师怎么教文本细读等等。迄今记得章培恒老师和多位老师的耳提面命：打基础，一个是古文，一个是外文。我意识到只有同时掌握了中文、英文和理论这三者，才能说具备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基础。家学的影响也有。我母亲有很好的英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我父亲有很多外文唱片，不只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都有，所以在家庭环境里对外文不陌生。但是“文革”过程中对于学习这些东西并不鼓励，实际上也是到了学校以后再去听课来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澎湃新闻：
初到美国时有没有感受到文化冲击？西方学术界给您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您在康奈尔度过了7年的硕博生涯，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颜海平：
到美国的第一个感受是，进入课堂也好，师生同学间的会话讨论也好，说的每一个英文字是懂的，连成一个句子就未必懂了；这不是技术性的词汇量多少或者语法规律的把握问题，而是我们说话都有上下文，也就是语境。我们七七、七八级出国的人应该都有这个过程。从知识领域分科专业的学习和沟通而言，理工科同学应该比较接得上，但也同样有困难，而人文学科的学生遇到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挑战。
“西方学术界”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由于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强势国家地位，以美国学术界来理解西方学术界也是可以的。再具体化一点，美国高教界也是一个范畴，内容差异多样，比如分私立公立两个系统。由于常春藤盟校系统历史较长、位势较高，以藤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来谈美国学界，作为一种切入点，也是可以的。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整个西方的第一学界是都在场的。也就是说，英德法意西这些语种的教授，以及这些语种当中人文学科各个专业的一流学者优秀学生都会来访问，熙熙攘攘来来去去构成了整个时空，就此而言说西方学界的核心部分在这里也不为太过。康奈尔还有另一个特点，它地处纽约州东北部的伊萨卡市，距离纽约市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自然环境优美，富有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气质（战后美国浪漫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学者是康奈尔的M.H.Abrams教授，曾经交谈很多，已去世），整个环境非常学术化。校园里有一个说法，“世界回归这里（the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