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年推出，先后由何镇邦、白烨、贺绍俊等人主持，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多位当代中国作家，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陈忠实
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坛上，有“陕军东征”之说，领头的就是手举《白鹿原》的陈忠实。年的春天他又站在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关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以及在《白鹿原》之前走过的二十年文学道路，读者们是有兴趣了解的。本期《白鹿原》的责编和终审之一的编辑何启治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陈忠实，并推出陈忠实的自白性文章部分段落，一探作家的为人与为文之风。
自家销售与自购盗本
陈忠实
《白》书终于完稿了。那是农历年腊月末的一天下午，写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后结局的句子，我似乎没有激动，站也没站起来，依然坐在那只小竹凳上，把钢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我从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着后腰的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可能为自己，也兼着为一个被我尽情诅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惨结束。一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的感觉，我说似乎从一个悠长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这是真实的，准备了两年，写作了四年，六年里，我与一个世纪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把他们从母腹中接生出来，再一个个送进坟墓——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编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余年前欢庆解放的方式是集会，放炮放铳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我的庆祝方式便是尽快离开这间囚牢似的小书房，到灞河边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滩里。几年来，我无以数计有多少次沿着这条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游走，明日朝下游转，风雨霜雪，四季转换，都在我眼里一轮又一轮地变幻着，从来也没有这个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轻松舒悦。冬季枯水季节的灞河，沙滩尤为开阔，没有技能的那一类笨拙的农民只好靠下苦力挣钱，撑起一张铁丝编织的罗网，过滤建筑用的砂石出售给那些建筑单位。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打一声招呼，有的许是因为这种单调而费力的劳动太寂寞，故意对我说几句打诨的话。我无法告诉他们，我刚刚干完了一件活儿，那活儿颇类似这种过滤砂石的劳动，一串串从罗网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恰如我写在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汉字。
我一直沿着河堤走出十华里，那儿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个大弯，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绝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鸟在沙滩上嬉戏。我转着走着，看夜幕一道一道笼罩下来。一天又尽了，无论如何在我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总觉得无以抒发心中的那种解脱负累的愉快，在点着一支烟的同时也点着了脚下的茅草。河堤上长着绿毡似的茅草，干旱的冬季里见火即燃。河风从西边吹过来，欢跃的火焰就顺着河堤向东窜去，蔚为壮观，我在看着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时候，胸膛里终于鼓动起来了。
回到家中，我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把一只大灯泡挂到小院的一棵花树枝权上;打开了那只一直陪伴着我的小录音机，放开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开始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总算结束了，无论成功与失败。成功的结束自然是我的期待，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失败的结束，也值得庆祝，因为毕竟是结束了。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完结了就该这么放一把野火听几段秦腔喝几盅西凤酒吃一碗面条了，自己为自己六年的行程的完结庆祝一回。
说不关心《白》的结果是虚伪的，是酸溜溜的清高。前头所说的那种心态是短暂的，是刚刚走出隧道刚刚卸下负累刚刚统上钢笔的感觉，短暂到只有半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担心这部书出版的可能性，以及出版以后的读者反应或根本出版不了，当如何过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在接近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想着这个结局了。妻子曾经问:“如果出版不了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我来养鸡。”
如果不是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而纯粹是出于文学本身的审视而不够资格出版，我就打算中止写作这种职业。我想我能办好一个养鸡场，即使最科学的养鸡技术学起来绝不会比写小说更复杂。我想我出售一筐一筐鸡蛋的感觉，肯定要比自己销售《四妹子》书籍更坦然更自信，起码不会陷入尴尬和羞愧。我已经挂上五十岁了，到这个年龄写出的小说还令出版社作难又赔钱，还得自个儿去推销，难道真要如范进一般迂腐到发疯吗?我想把文学只是当作一种爱好，当然也不是说一声丢开就可以丢开的，毕竟追求了大半生了。但得把位置调换一下，把专业写作重新摆到业余的位置上来，把养鸡摆到主业的首要位置。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母鸡下蛋的叫鸣声中，我可以继续欣赏艾特玛托夫、海明威、马尔克斯们的温柔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况且，也该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了，创作那一碗饭因为自身能力不济而吃不饱，该当找到可以吃饱的另一碗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鸡族里头偶有一种只会下软蛋的鸡，也许是缺钙，也许是这一只鸡自身的生理缺陷，生下的蛋没有硬壳，只有一层薄薄的软皮包着蛋黄蛋白。这种蛋无法上市，只能自家食用。我自销《四妹子》的最道不出口的感觉，就把自己归于类似于这种鸡的作家了。
我如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兄写了信，报告长篇已经写完，询问书稿是邮寄、我送还是他取？回信说将派人来取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安，我在把那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交给他们时，鼻腔有点发酸，涌到口边的一句话还是咽了回去。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想到这话可能有副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压力，也想到作品毕竟不是靠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时辰而判断优劣的。之后我便进入一种闲适的等待的日子。
按照惯例，长篇出版需经过三级审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单是阅读也需两个月。既然我的打算和主意已经确定，审阅结果只是决定我的两手准备中的一种，所以还可以说处之泰然。
意料不及的是，从交出稿件到收到高贤均先生的第一封表态的信，刚刚二十天。信里说到他和洪清波离开西安赴四川的火车上和在四川开会的闲暇里先后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晚便给我写了这封信。恕我略去高贤均信中关于《白》稿阅读评价的内容，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可以不去养鸡了，上帝！
《白》文分两期在《当代》连载。年年末的第六期刊出时，我到临近的一家邮电局去购买，售书的人说已经售完本期《当代》。这家邮局每期只定售十本，这期是卖得最快的。我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大楼去，那里每期定售四十本的《当代》也已告罄。售书的人说，这期发了一篇《白鹿原》，卖得特快，而且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刊物。她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我要不要登记预订。我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我认识的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纯文学单位里的人。我大为欣慰《白》书将从此进人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四妹子》自销的尴尬和羞愧的阴影现在才开始被扫除被驱散。
此前，《白》文在《当代》面世前，我在《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长山家里共同炮制一篇消息稿，即告诉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