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中，假发显得有些异类。东方人认为，它是西方法官的行头；大陆法系的人认为，它是英美法系法官的行头；美国法官认为，它是英国法官的行头……相对于假发的知名度，假发在法官群体真正的“出镜率”并不高，将时针拨至21世纪，只有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法官还戴着假发，而且这些国家的数量也呈减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发的地位与法槌相似——法槌也几乎只在美国法官的手中出现，却同样是法官群体的标志之一。
“假发是法官乃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代表符号”这一称不上误解的印象同样也是影视剧文化的“杰作”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官佩戴假发事实上渊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项传统，曾几何时，包括英伦三岛在内，整个欧洲贵族阶层都热衷于佩戴花样繁多的假发；法官几乎尽数出身于贵族阶层，与彰显身份的假发有着天然联系。只是时过境迁，大部分欧洲国家早已移风易俗，唯有少数职业共同体还保留着这一古老传统，而英国的法官便是其中之一。
在假发风尚早已成为过去时，后人很容易将假发误解为法官行头或是法庭仪式的特殊标志，事实上它只是历史的余韵。而假发所承载的内涵也远远不只是法律这么简单：它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还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
卷福的假发上古文明里的“上古假发”
假发的历史异常悠久，同时也超越文化边界的。《庄子·外篇·天地》中有“秃而施髢”之语，这里的“髢”便是假发，主要用于掩盖秃顶。具有宗教内涵的假发至少在周朝就已出现，《周礼·天官·追师》中载“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这里的“编”同“假紒”，即假发所作的髻。“编”显然不是为了掩盖秃顶，而是在特殊祭祀场合中烘托庄重的氛围，其社会功能才是内核。
古埃及假发的诞生时间更为久远。早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人就开始用羊毛或棕榈叶纤维制作假发，用蜂蜡粘在头上或以网衬固定。古埃及假发是一种“全民风潮”，上至法老贵族下至普及大众均佩戴假发，而假发的款式也能够反映出佩戴者的地位：假发越长，地位越高；同时贵族阶段还会在假发上喷上金粉，或用羽毛、白杨等花纹彰显自已的特殊身份。与古代中国的首服制度相似，假发在古埃及文明中扮演着区分等级的角色，具有很强的政治功用。
相较于古埃及假发的政治化，古希腊人对秃顶的厌弃直接催生了假发。古希腊人认为秃顶是天神的惩罚，秃顶本身是人类获罪的证据，故而城邦拒绝为秃顶者安排工作。这一传统还影响到了古罗马文明：罗马人甚至曾试图通过“秃子法令”禁止秃顶竞选议员，而秃顶的奴隶也通常卖不到好价钱。在信仰舆论与政策力量的合力下，假发自然成了反抗歧视的武器，其流行也不足为奇了。
埃及艳后：比假发我从来没输过罗马帝国时期，假发制作已发展成为成熟的产业，敌方俘虏、奴隶和贫民的头发大量流入假发市场最终成为贵族头上的装饰。当假发工艺日渐繁复而使其跻身于奢侈品之列时，假发也便在财富的流通中变相成为身份的标志了——当然这种身份标志远没有古埃及假发那般等级分明，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Otho）、皇后福斯蒂娜（Faustina）均有佩戴假发的记录，而罗马城内的妓女同样也有佩戴金色假发的潮流。可以说，假发是通行于罗马各个阶层群体审美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时尚，虽然这背后也隐含着对秃顶的排斥。
罗马这座“上帝之城”陨落后，假发也一并遭到了罗马教会的唾弃。教会对假发的反感源于《圣经》教义，《科林斯前书》11：4-11：7中记载：“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这里的“蒙着头”便被解读为戴假发。随着教义的发展，假发被教会认为是“撒旦的装束”“魔鬼的假面”，会会阻碍信徒对福音的接纳。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在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下将势力拓展至几乎整个西欧，于是风靡于罗马帝国的假发时尚也势必消沉下来。
教会不认可假发可能是出于神学理论，可能是出于其谨慎作风，也可能是罗马帝国末期放纵的社会风气让假发沾染上了太多物欲横流的色彩，以至于当旧秩序崩溃后教会需要以“先破后立”的姿势重塑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发又成为时代精神的代名词，只是这种时代精神通向堕落与罪恶。
“修士光头（Tonsur）”早在西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拒绝佩戴假发的基督徒进入教堂的案例。年，罗马教会终于正式发布“假发禁令”，违反规定佩戴假发的基督徒会被逐出教会；同时修道院的修士们也必须留着一种名为“修士光头（Tonsur）”的特殊发型，通过剃去头皮中心的部分头发作为“基督仆人”的标志。“修士光头”还发展出礼仪感十足的剪发礼，修士们会在特定的日子面对面坐成两排，一边吟唱圣歌一边互相剪头发。
几乎整个中世纪假发都处于被教会打压的悲惨境地。天主教传统浓厚的西班牙的出现过“任何人不得以卷曲的头发出现在国王、大臣面前或者法庭之上”的世俗禁令，12世纪的威尼斯甚至将禁令拓展到留长发，可想而知这同时代的欧洲人是极少佩戴假发的。苦于秃顶的贵族为掩饰自身缺陷，只好小心翼翼地佩戴假发，直到16世纪——当时“假发禁令”的执行已经不那么严苛了——一位法国大公还曾发出“脱去的头发要尽快被填补……假发头套要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戴上去”的感叹，毕竟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戴着假发去参加圣礼是非常犯戒的事情。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以秃顶为耻，而在中世纪教会通过“修士光头”的规定人为让修士变成秃顶，“秃头禁令”与“假发禁令”的对比着实令人耐人寻味。无论教会假发的禁止是否隐含着对罗马帝国末世的救赎或报复心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中世纪的风气得以延续，那后世将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愿意佩戴假发，也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愿意听众一位佩戴假发的法官做出的判决。这一情景没有发生，说明历史在未来尚留有转折。
日本武士投来理解目光从假发禁令到君权象征
“假发禁令”背后是屹立西欧数百年不倒的教会权威，而当教会权威在中世纪末期渐渐衰弱时，“假发禁令”自然会在时尚、奢侈、地位等世俗欲望的侵袭下渐渐松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进一歩发展再度刺激了世俗社会被教会压抑的审美情趣，假发的潮流自然也难被禁令所阻挡了。
14世纪，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同样也是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人们开发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用丝线、卷发钳、燃料及漂白剂修饰发型，假发也开始盛行并有了更多样式。到了文艺复兴晚期，假发时尚已经燃遍整个欧洲，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当数伊丽莎白一世，这位深受秃顶之患的英格兰女王收藏有80多套假发，这些收藏除了掩饰，同时带有向教会权威挑战的隐含意味。
文艺复兴不仅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同时也加固了王权在与教权斗争中的有利地位。16世纪，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权威渐渐成型，依托一个个“特许状”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渐渐归于王权，教会的势力在世俗社会且战且退，假发也在这一过程中从禁令中解放出来，转化为新时代宫廷文化的代表。
伊丽莎白一世宫廷文化强调等级秩序，强调尊卑有序，贵族们“力图创造或者强化一种仪式感，让人能够立即感受到侯爵与臣仆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让臣仆顿生对侯爵的距离感，意识到自我的藐小和卑微，从而自觉自愿地完全拜倒在侯爵的威严之下”。在这一风气下，地位越高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