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2岁的弗雷迪·安佐斯（FreddyAnzures）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在乔布斯执掌苹果期间，他参与设计了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设备iPhone。
安佐斯设计的一些用户界面功能彻底改变了我们使用技术的方式，这当中包括iMessage信息特效、VisualVoicemail、原版YouTube应用程序以及iPhone计算器。安佐斯还和他人一起设计了iPhone的「滑动来解锁」功能。他的名字出现在数十项与iPhone有关的专利文件中。
换句话说，苹果之所以能凭直觉设计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安佐斯功不可没。
但自从乔布斯年去世以后，iPhone用户体验设计团队（正式名称是“人机交互界面团队”）最初的成员中，已有五人离开了苹果，其中也包括安佐斯。
iPhoneOS（年）设计师们在他的后苹果身份中，安佐斯努力弥合着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鸿沟：不仅要实现人力资源多元化——在硅谷，亚裔仍然是最不可能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的群体，而且要改变现状——也就是，主要靠富有白人设计和发明产品供全世界使用的现状。
“这其中存在殖民主义的因素。”安佐斯说，“但我喜欢用技术去打破权力，我喜欢这种想法。”
·再见，苹果
在母校的演讲中，安佐斯没有谈到苹果。他着重谈到了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启的人生旅程——90年代末，他曾在这里学习工业设计。
他谈到了大学时的第一个重要设计项目：一款充满无印良品风格的加湿器。对，就是那家极简风格的日本商店。他还谈到了在匡威公司总部为期一年的实习经历，在那里，他悄然推动该公司重新聚焦于经典鞋款，而不是推出新款运动鞋与耐克和阿迪达斯竞争；接着，他谈到了自己曾在青蛙设计公司（FrogDesign）设计过一款棋盘游戏——该公司曾为苹果设计电脑产品——这也是他在加入苹果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安佐斯说，他的优势是「把意想不到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安佐斯在大学期间设计的家用加湿器那天，伊姆兰·肖德里（ImranChaudhri）从加州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在的匹兹堡给安佐斯捧场。肖德里和巴斯·奥尔丁（BasOrding）曾是苹果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联合负责人，安佐斯就是由他招募进来的。
“如果你看看弗雷迪跟我一起设计的东西，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方法源自彼此的友情，那是一种兄弟情谊。”肖德里说，“我认为人们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这当中有一些是经久不衰的，它们仍然存在于产品中。”
演讲的那一天是4月1日，正好是苹果在年成立的日期。这一天，标志着安佐斯复出之旅的开端。他在苹果14年的经历画上了句号，一段新的人生需要启程。
“我想，这是跟母校重续前缘的一种好方式。”他说，“也是一种和苹果道别的方式。”
“那个时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
不过，即便安佐斯在演讲和未来计划中都没有提到苹果，他仍然会想到自己在苹果的遗产。
安佐斯至今还记得被分派到iPhone项目的那一天。
在谣言流传了几个月后，经理找到他说，公司正在研发一款手机。当时，他和肖德里一直在设计MacOS标志性的仪表盘和小部件，但他们都被调到了手机项目团队。
“当猜测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而你又成为其中一份子时，你就会起鸡皮疙瘩。”安佐斯说，“我当时想，‘我现在就像法师，而且是跟乔布斯一起工作。天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支由肖德里和奥尔丁（他参与设计了iOS的文本选择功能）负责的团队时常与乔布斯碰头，对乔布斯的不同想法进行试验，并观察哪些东西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他们对自己享有的创作自由记忆犹新，而那并不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他们会用胶带把宝丽来镜头和铜电极粘到玻璃上，以此来模拟相机，诸如此类。
“那个时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安佐斯说，“先有想法，然后再去实施。”安佐斯说，他会密切观察人类行为，从中寻找iPhone的设计灵感，也就是可以被引入设计的自然动作和倾向。
例如，他和肖德里共同设计的「滑动解锁」功能是为了解决误拨电话的问题。他的灵感来自于飞机上的洗手间门锁：那种门锁需要手动从绿色（无人）滑动到红色（有人）；而他高中时为密码锁录下的一份旧录音，则被用作iPhone的通用解锁声。
但事情并不总是完美的。
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规模很小，成员主要是苹果的老员工，而他们大多是白人男性，肖德里和安佐斯是其中仅有的两名有色人种。以反复无常著称的乔布斯，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领导者。
“我退休有很多原因，压力是其中之一。”在iPhone发布期间参与苹果研发和工程项目的布雷特·比尔布里（BrettBilbrey）说，“那是一段混乱、政治失控和争夺地盘的时期。”
不过，该团队仍然认为，苹果是业内最具革命性的科技公司，或许也是当时旧金山湾区最令人向往的工作场所。“苹果很幸运，能够让彼此友爱的员工共同为一个项目工作，而这个项目对它的未来又是如此重要。”肖德里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像这样的合作。”
然后，iPhone发布了。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iPhone的成功让公司与世界有了一种不同的关系。”安佐斯说。
苹果从一家大公司变成了一家超大公司。《iPhone秘史》（TheOneDevice:TheSecretHistoryoftheiPhone）一书的作者布莱恩·麦钱特（BrianMerchant）说，苹果开始滋生官僚主义，iPhone设计团队也从一间会议室就能容下的寥寥数人，扩张到为手机不同部件忙碌的数百人。而且，根据麦钱特的说法，与大多数突然间主宰一个新市场的公司一样，苹果失去了设计过程的流动性。“如果你不再需要冒险。”他说，“你就会变得胆小。”
麦钱特说，老员工们开始感到，创意增长的空间变小了，公司更加强调创造利润。“你会感觉到，他们对这种文化的停滞很不满。”麦钱特说。
“我们现在成了‘老大哥’。”
于是，这些工程师和设计师，像安佐斯这样参与推出了第一代iPhone的人，开始从苹果出走。奥尔丁在年离开苹果，跳槽到特斯拉——据《iPhone秘史》记载，他厌倦了在法庭上为专利进行辩护，他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年初，肖德里从苹果离职。
“观察人们现在对公司的看法跟以往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非常有趣。”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一位成员在麦钱特的书中说道，“公司再也不是那种‘义军同盟’的氛围，我们现在成了‘老大哥’。”
·注定要走上设计这条路
年，安佐斯的父母从菲律宾来到马里兰州，当时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有六个月大。安佐斯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他小时候，大概四岁的样子，就在设计东西。”安佐斯的母亲说，“他在画超人，而且喜欢玩拼图游戏。”
安佐斯念高中时，母亲帮他在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开始用图形做各种试验，并制作幻灯片用于演示——他最早接触设计，就是那个时候。
安佐斯的父母是菲律宾移民，他在美国马里兰州长大
安佐斯会从音乐和电影中寻找灵感。他喜欢李小龙，不仅因为自己长得有点像这位动作明星，而且李小龙打破了亚洲男性给人的刻板印象。“李小龙不是那种屈从的人。”安佐斯说，“他有着自己的人生愿景，他能够把武术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他听「探索一族」乐队和詹姆斯·布朗（JamesBrown）的歌，还会对现代音乐人制作的音乐刨根问底。之后，他又学做DJ，在旧金山表演，并为朋友和弟弟的婚礼制作混音作品。
90年代末，安佐斯被卡内基梅隆大学录取时，他知道，自己要走上设计这条路了。他说，他大多数时候很用功。他的朋友并不多，但加入了一个以创造性著称的兄弟会。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匹兹堡市（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故乡）为安佐斯的艺术追求提供了一幅不同的画布。
后来，当安佐斯开始在硅谷工作时，那里没有太多设计师拥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移民成长经历，他对运动鞋和音乐的兴趣，以及他在进入苹果前从未拥有过一台电脑，这些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发明家这个词，并不总是跟我们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安佐斯说。
我问他，如果一家公司在设计中不重视这种文化属性，会怎样？安佐斯提到了如今的苹果。“只要看一看产品就知道了。”他说，“产品就是反映创造者的一面镜子。”
iPhone早期的安佐斯安佐斯指出，如果Siri这种语音控制产品是为多元化人群设计的，那它肯定会不一样——而不是在事后针对口音和语言进行各种调整。语音识别技术仍然没有馈入足够多的数据，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它都无法理解其全部口音。这种文化滞后不仅仅与敏感性有关，技术本身往往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由于迟迟未能推出具有突破性的新设备，苹果已经受到一些科技人士愈加严格的审视。
虽然iPhone和iPad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苹果的创新速度大幅减缓，而且常常落后于其他公司。例如，苹果已经售出数百万只AppleWatch，但与iPod、iPhone和iPad相比，这款智能手表并不让人觉得它是一种能改变社会的技术。而苹果最近对iPhone设计所做的调整，比如移除耳机插孔，要么让人感到失望，要么让人觉得无所谓。
“当你发现一支乐队出了一张糟糕的专辑，你会知道，是乐队成员出了问题。”安佐斯说。他对比了披头士乐队的两张专辑，《顺其自然》和《左轮手枪》，前者是乐队发生内讧期间制作的，而后者被认为是披头士最好的专辑之一。“创意过程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参与其中的人。”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即使在苹果的工作很辛苦，安佐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业余爱好。为了挤出时间，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他说这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他继续从事DJ演出，并担任音乐季刊《蜡之诗》（WaxPoetics）的编辑。此外，他还会设计专辑封面和活动海报。现在，他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他也有了更多的试验空间。
离开苹果后，安佐斯感到自己一下子变得无处不在：他往来于纽约和旧金山；他开办了一家名为FamilyAffair的艺术画廊；他是互动音乐流媒体平台Caffeine的驻场设计师；此外，他还是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MusicGroup）下属厂牌UrbanLegends的创意总监。
安佐斯设计的音乐专辑封面安佐斯现在从事的每个项目，都跟他过往的某些经历存在关联。
Caffeine的联合创始人，本·凯兰（BenKeighran）和萨姆·罗伯茨（SamRoberts），之前同样是苹果的员工。FamilyAffair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蜡之诗》的一种延伸，而正是它的主编安德烈·托雷斯（AndreTorres）邀请安佐斯到UrbanLegends工作的。就像重返匹兹堡一样，这也是安佐斯的计划之一：回顾人生的不同方面，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其维持联系。
这一切都是围绕他所希望扮演的角色进行的，即作为科技和文化之间的联络人。“现如今，文化真的是通过技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安佐斯说。他还说，有的方式显而易见，比如Spotify、Instagram和音乐流媒体服务；有的则没有那么明显，比如应用程序中呈现语言和声音的方式。
“当人们缺乏文化敏感性，或者不知道文化上的东西如何融入技术，这代人就无法通过各种设备，来感受或者看到这些东西。”他说。
这种责任感超越了文化。对于当下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痴迷，安佐斯持谨慎态度，他希望在设计日常设备的过程中，能重新引入“人”的因素。他不想设计那种更注重新颖性和象征意义的产品，他看重的是实用性。为此，他打算跟前谷歌员工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Harris）合作，后者创立了人类技术中心（CenterforHumanTechnology），这家机构专门研究技术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我们知道，科技产品的设计初衷，通常就是让人上瘾，而且，这种瘾，越强烈越好。
“这些设备是为社交媒体服务的，它们需要得到验证。”安佐斯说。
今年4月，安佐斯和家人在沃霍尔博物馆他说，自己受到了新一代用户的鼓舞，这些用户几乎天生就会在屏幕上进行滑动和缩放操作。对于设备给生活带来的价值，现在的青少年似乎比老一辈更加敏感。
安佐斯提出了一种假设，他认为，发起枪支改革游行和逃离Facebook的这一代人，将是决定哪些产品有意义的一代人。他们不仅是为社交媒体和即时新闻添加噪音的一代人。而且，这代人需要那些经历过转型的人与他们合作。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安佐斯说，“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了，找到合适的人，跟他们合作。”
“就像有人点击了浏览器上的‘清除历史记录’按钮”。
不过安佐斯说，他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消失不见，“就像有人点击了浏览器上的‘清除历史记录’按钮”。毕竟，苹果的保密文化是出了名的。
“没有人看得见我，那一直很酷，因为这给了我自由。”安佐斯说，“但现在，我必须摘掉‘傻朋克’乐队那样的头盔了。”（注：该乐队成员演出时通常戴着头盔。）
本文为造就团队编译，欢迎转发朋友圈，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翻译丨何无鱼
校对丨李莉
来源丨Mother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