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画界的人说，谁没吃过“假画”的苦呢？
一次受朋友所托买当代名家霍**花鸟作品，我见卖家带着合影，心下释然，又拿鉴定显微镜看作品，也没看出端倪，遂付款买下交于朋友，结果过了几天朋友告诉我此乃赝品，那合影是真合影，但画却是假画，真迹仍在某藏家手里，这造假手段也真是高明。
在国内的收藏界，但凡是名家，必有伪作流传于市场。譬如画家范某，在巅峰时期流出的伪作就有百万余件，而吴冠中假画案影响更是巨大。年苏女士以万的高价拍得吴冠中的油画《池塘》。这副以“真迹”标榜的名画，不但有权威专家鉴定，再加上拍卖公司作为国内顶级拍卖公司，其权威毋庸置疑。所以喜得这幅“真迹”的苏女士喜不自胜。然而，多年之后，苏女士拿此画找到作者吴冠中先生时，却被吴冠中一眼看出是伪作，并给出有力的鉴定意见。苏女士一怒之下，将拍卖公司连带委托人一并告上了法庭。苏女士拿出了看似坚不可摧的真凭实据——作者吴冠中先生本人都在画作玻璃隔板上写下“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字样。然而两度对簿公堂，法院判决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苏女士败诉。这个案件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收藏界，对于苏女士百万拍得一纸废画和拍卖公司的不规范运作，舆论哗然。为何连画家本人鉴定的真伪都无法让苏女士获得法律支持呢？其中缘由主要有二：其一，拍卖市场早有规章声明：“对拍卖品所做的介绍、描述及评价属参考意见，不表示对拍卖品的任何担保”，因而苏女士参与拍卖时已然被视为认同并遵守此规则，对作品的真伪只能自己承担后果；其二，在书画交易市场，画家本人作为利益相关者，并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其证词也无法起到法律效力。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在书画交易市场，画家本人作为利益相关者，并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其证词也无法起到法律效力。
画事画世发展至此，还有何话可说？
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不具有足够的可信度，有的艺术家出于个人面子和利益考虑，将市场上出现的自己的低价作品一概斥之为赝品。后来出现了硬证据证明作品确实是其作品后，有的艺术家声称记忆有误，有的则不予回答，艺术家鉴定自己的作品真伪，如同运动员兼任裁判员。其实对于大部分艺术家而言，对于假画，他们也是有苦难言，不但干扰到了他们的正常市场，也常有危害他们信誉的事件发生。是人就都存在人性的弱点，在利益面前，只要条件合适，这种弱点就可能衍化成丑恶乃至罪恶。收藏家马未都认为，最了解绘画的肯定是画家本人，但当艺术家离开所有权的时候，鉴定真伪便变成了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圈内所流行的靠艺术家本人鉴定真迹的方式，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各位，我们不得不清醒地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拍卖公司不承诺保真，艺术家本人的鉴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从个体画廊手里买到的作品全靠画廊从业者个人的信誉。可是，在利益面前，谁能保证一个人永远有公正无私的心呢？我们要深刻体察人性弱点的种种可能性，并设置相关制度制衡之，甚至靠制度完不成的，要靠技术来实现。举例来说，之前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乘出租车，会担心司机故意绕行而多收费用，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但是现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高德、腾讯、的的打车等手机APP上你可以放心无忧的快速打车，这些手机平台自然会为你优化路线，而司机也不会担心乘客不付款的问题，平台又会自动扣除你的出租费。这就是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每个人的便利快捷和安全。而书画艺术品市场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无秩序状态，各种问题混杂，该到了一个用现代方法使书画市场规范运营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搭建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这个平台的初衷。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针对艺术品市场出现的问题一一找出了解决措施。平台推广的中国式代理制从源头上解决了假画问题，平台与入驻的艺术家签定代理协议，所有的作品皆来自艺术家本人，再通过对每幅艺术作品进行质量验证，保真存档，建立起艺术品身份证，我们叫作“艺术品DNA”，并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传承有序，不可更改等特性建立起大数据库，使艺术品的真实性，透明性得到保障，做到每一幅作品都能在第一时间追溯到源头。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也为画廊业解决了实际困难。画廊业发展到今天处于尴尬地位，书画名家因地位不对称无法代理，而中青年潜力画家因市场基础弱，与画廊之间又相互养不活，也无法长期合作。以平台和连锁画廊共同代理便解决了这一问题，虽然一个画廊只代理一个或几个潜力画家，但平台上的名家作品资源和其他连锁画廊代理的潜力艺术家作品，却都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共生存、共发展，逐步实现画廊代理制这一新模式。平台会对社会大众做出庄严承诺，不但平台所有作品都出自艺术家本人，终生保真，也承诺平台与连锁画廊共同签约经营的艺术家作品，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也会对其进行终生保真承诺。
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扼杀住假画泛滥的恶风，才能还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