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博尔赫斯，水的一切都是诗意的。在《致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中，博尔赫斯如是说：“就在这一刹那我的梦消散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在《雨》中，他说：“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水是最重要的意象，从出生贯穿到死亡，从开始贯穿到结束，仿佛没有水，博尔赫斯的艺术世界也支离破碎。以水复归于水来比喻死亡，是博尔赫斯的对于泰勒斯哲学的浪漫推演，但我想，一定是对于水有着深切情感的人，才会让水在生命的重要舞台扮演主角。
不只博尔赫斯，实际大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们，都绕不过水这一母题。汪曾祺在金介甫所著《沈从文传》序言中写道：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航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作家评论作家，恐怕比我们这些读者来得精准一些。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与高尔基、马克·吐温的共同点归纳在某条水系的影响上，自然也非无中生有之谈。而对于自己的创作，汪曾祺在《水乡杂咏》一诗中自评：“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汪先生是江苏高邮（旧称高沙）人，所以他的文章中充满了水的痕迹。又如鲁迅先生，虽未到弱冠之年即离家求学，但作为水乡长大的孩子，令其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少时与伙伴们摇楫撑船去看社戏的场景。如果说有什么滋养了中国南方的文艺创作，水是毫无疑问的重要元素。
武汉的水，自然滋养了武汉的艺术家。本世纪初著名的“达达乐队”，其主唱彭坦便是武汉人。传唱颇广的《南方》写于北京的一个雨夜，彭坦没有关窗，透窗而入的潮湿和泥土气味一下子把他拉回到了身在武汉的时光，于是有了《南方》的歌词：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虽然乐队于年猝然解散，却也把旋律永远定格在了武汉水气氤氲的雨天。
在武汉这个城市讨论水，是最为合理合情的。我们脑海中武汉的意象，是多元的：是黄鹤楼，也是长江；是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也是湖屿纵横的水系联合；是春秋到明清的千年延续的历史重镇，也是近代百年以来剧烈变革的先锋舞台。但在这其中，水，无疑是武汉最重要的城市意象之一。武汉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地理上由长江与汉江分隔而成，而长江和其最大的支流汉江提供给了武汉强大的运航能力。武汉成为我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与水利条件功不可没。以水在武汉的重要性说来，汉江路艺术中心的展览主题“以水为媒”再合适不过。
武汉的水，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登黄鹤楼望长江的意象，从我们小时候起便被灌输进了脑子里——唐人崔颢的一首《黄鹤楼》，想来是80、90这一代最耳熟能详的诗句之一：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当年背诗的时候，无非是张开嘴念，并没有带心思，或又因年少阅历尚浅，而无法明白其中奥妙。今日再来看，崔颢声东击西的本领实在是精妙，句句让人品出时空变换中个人的渺小之感，却又好似未着一字，难怪李太白要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学童年年朗读着崔颢的作品，时间过得飞快。而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天下大事数度分合，然长江与黄鹤楼还在原地，一静一动地审视着一个缓慢，抑或迅速变化着的武汉城。
武汉的水，仿佛又是奔腾激烈，日新月异的。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名字，承载着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年的汉口开埠，使武汉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之一；年张之洞调任武汉，又使得武汉成为洋务运动当仁不让的重镇；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令武汉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永铭。河江交纵、九省通衢的武汉，在改革和创新上从未失落先机。
如果要设计一个与武汉这城市的先锋精神对应的艺术展览，怎样的体裁最能体现其风貌？传统的绘画、雕塑、建筑，固然富于精巧，也严密地合乎长久以来的审美逻辑，却与武汉开拓性的城市精神显得不够契合。似乎惟有当代艺术展，与这座城市的气质一脉相承。
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毋需多言，罗杰·弗莱年即将当代艺术（ContemporaryArt）一词引入艺术史的叙述，其时当代艺术所指的现代主义绘画已在传统绘画的审美与观看壁垒上凿开了一道裂隙。而马歇尔·杜尚年的现成品装置《泉》则是如今广义的当代艺术公认的起点——从这一刻起，艺术作品不再仅仅包含大师的杰作，她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一百余年过去，我们的审美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如果在造型、结构、色彩、光影之外我们还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