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作为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美术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主办、东莞市委宣传部协办的“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11月3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容庚，是广州、广东、岭南文化中一个极为闪亮的“符号”。他在一个世纪前即着手编著的《金文编》，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辨识青铜器上那些宛如“天书”般的古文字，最准确完备的工具书之一。这位古文字学家、金石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收藏大家。而他将毕生所藏的青铜器、甲骨、书画、拓片、古籍和珍贵文献尽数捐赠给国家的壮举，更令人动容。
广州两大博物馆借出58件（套）精品
此次展览，广州艺术博物院和广州博物馆都从馆藏容庚旧藏中精选了精品名作参展，让观众可一睹在深厚学养加持之下的容庚慧眼。其中，艺博院送展48件/套（实物件），广博送展10件/号。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此次展览的承办单位，也是接受容庚先生书画藏品最多的机构。48件/套展品中，包括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南宋佚名的《云山图》、明代林良的《秋树聚禽图》，此外还有明代文征明的《醉翁亭记书画合卷》、董其昌的《草书右丞律诗卷》等名作，亦有容庚先生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书法作品。
云山图
南宋佚名的《云山图》扇页原是《宋元名画萃锦》册子中的第二页。据容庚《颂斋书画小记》所记，这套册子原有八页，分别是：（一）陈容《龙图》、（二）法常《捕鱼图》（即《云山图》）、（三）《听琴图》、（四）《松阴高逸》、（五）《采菱图》、（六）李唐《山居图》、（七）《梅竹双雉图》、（八）《柳阴水阁图》。其中第六、七、八页，容庚分别赠予好友谢稚柳、陈佩秋和黎雄才，剩下的五页捐赠给广州美术馆（现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最为欣赏的就是第二页的无款画，认为此图的“渔艇与《渔村夕照图》（编者按：法常作）所画绝相似，故定为法常作”，并将此图定名为“捕鱼图”。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鉴定为南宋佚名画家作品，定名为“云山图”。
秋树聚禽图
林良《秋树聚禽图轴》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珍品。最早为明代内府收藏。近代归属于著名收藏家刘体智所有。年，刘体智将该画赠送给好友容庚。容庚对林良艺术赞赏不已，对林良生平和艺术作了深入研究，成为林良艺术研究的现代奠基者。林良是第一位进入全国主流性行列的粤籍画家，此轴为广州艺术博物院之重宝。
剌鼎
仲惠父簋
广州博物馆借展的10件（号）展品均为年容庚先生捐献青铜器，其中一级文物两件，为周代剌鼎、仲惠父簋。剌鼎铭文为：“唯五月，王在衣（殷）。辰在丁卯，王禘，用牡于大室，禘昭王，剌御。王赐剌贝卅朋，天子万年，剌对扬王休，用作黄公尊彝。其孙孙子子，永宝用。”
大意是：五月某日，周穆王祭祀其父周昭王，用公牛作牺牲。剌参加祭祀，受到穆王赏赐。剌用这笔赏赐铸青铜鼎，作为传家之宝。仲惠父铜簋铭文为：“唯王正月，仲惠父乍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即正月里仲惠父做此食簋。要世代流传下去。
栾书缶
年,容庚将多年收集的95件青铜器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其中的栾书缶为春秋时期的标准器，后被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展览中国美术馆亦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展栾书缶原件展出。
向国家捐赠青铜器数量第一人
容庚先生将毕生收藏的近件青铜器悉数都捐赠给了国家，不仅是迄今向国家捐赠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个人，而且质量高，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越王剑、父癸簋、示啟鼎等为国家一级文物。年，捐赠广州博物馆青铜器95件（其中栾书缶于年由广州博物馆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一批给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现广州大学）历史系，一批给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作为教学教材之用。年12月，捐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甲骨13片。在当代大规模、科学性的考古发现之前，岭南地区的先秦青铜器资料是相当缺乏的。容庚先生前后收藏约件商周青铜器，不仅奠定了他一代青铜收藏大家的地位，更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国之重宝，使之免遭流散。
从年至年，容庚先生先后捐赠广州美术馆（现广州艺术博物院）书画件，其中国画件，书法件，日本画5件，拓片8件，其他31件。这是国家接受个人捐赠古代书画的最大宗之一。
当中包括南宋《云山图》、元黄公望的《溪山图》、明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明戴进的《山高水长图卷》、明沈周的《吴门十二景册》、明文徵明的《金阊名园图卷》、明董其昌的《江南山水轴》、明赵左《溪山清远图卷》等名画，唐《敦煌石室写经》及明清书法大家明文徵明、祝允明、倪元璐、王应华、陈继儒、董其昌、王世贞、彭睿瓘、傅山、朱耷、王时敏、伊秉绶、邓石如、李文田、何绍基、陈澧等的书法，蔚为大观。
初拓毛公鼎
年，容庚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金石文字、书画、古文字研究书籍，古籍善本、拓片等一百三十多箱，一万余套册。当中包括明嘉靖版重刊宋刻《宣和博古图》30巨册，光绪十四年（年）日本铜版《西清古鉴》24册，均为海内外知名的善本、珍本。年，由家属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个文物号，其中《毛公鼎初拓》《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等青铜器拓印作品尤为珍贵。
容庚先生故去后，其家属秉承先生遗愿，从年至年，家属将容庚先生创作或收藏的著作、书画、古籍、文献、信札、手稿、摄影、藏印多件套陆续捐赠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东莞市莞城区文化服务中心、容庚故居纪念馆（莞城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单位。其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先生珍藏自刻、他人为其所刻以及自己收藏的诸多印章计方。
容庚先生曾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让真正的学人成为城市文化“IP”
年9月5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容庚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城外旨亭街。父容作恭赋诗云：“时局正需才，生男亦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啼来。”对之寄予了深深的期望。
容家是一个书香世家。容庚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朝的进士，父亲是年的贡生，二叔容祖椿是名画家。父亲37岁卒后不久，16岁的容庚就被母亲邓琼送到广州，在启明小学堂读书，并与四舅邓尔雅同住。邓尔雅是近代广东有名的多面才子，在金石、古文、书画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容庚师从邓尔雅治《说文》及刻印，为他理解文字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可说大有益处。
容庚的三弟，曾与他一同北游京师的容肇祖曾写到，容庚年于东莞中学毕业后，即逐渐专心致志学习文字学，并在东莞中学讲授国文和文字源流等课程。他最初是想写一部扩大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书，包括金文、甲骨文、石文、玺印封泥文、泉币文，并作考订解释。资料日累，他写成《金文编》。年离开任教的东莞中学赴京，途经天津时，他所携的《金文编》稿被近代学术大家罗振玉见到，大为好评，再三叮嘱他“务竞其成”，并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读过《金文编》稿后，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
容庚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专著有包括《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在内的30多种，发表论文70多篇。“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是中华文明屡经曲折磨难，却一直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容庚的学术及收藏经历，正是其最佳的注脚。
实际上，“容庚”这个名字“出圈”并不是第一次。年、年、年、9年广州博物馆都曾在馆藏捐献文物展或容庚先生捐献文物专题展中展示过容庚旧藏。今年初的“字字珠玑”馆藏有铭铜器展中，40件容庚旧藏青铜器集体亮相，气势壮观。
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文化，丰富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面貌，亦滋养着她的繁荣。即以近几十年而论，这里曾发出恢宏壮阔的改革先声，也有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北上”。而今天容庚再度被提起，则是本土文化的另一种“走出去”。
诚然，容庚的学术、精神，是属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但他“广东人”的身份，曾长期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也都是他立体的人物形象中最显著的构成。今天广州、广东的文化，需要许多像容庚这样深邃、经典、绵长的“IP”。这些“IP”对于广州城市形象的塑造，对于广州城市文化的传播，对于广州文旅事业的推进，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我们看到，从国外的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到国内的袁隆平、黄旭华、邓稼先，大学者、大科学家拥有远超于他们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学术可以深奥，但治学精神、专业态度、匠人初心，却与普通大众的日常奋斗共通；他们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故事，也往往能吸引“圈外人”会心一笑。广州丰富的学人资源，的确是一座潜力无穷的城市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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