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章咪佳
年1月12日午后，栖霞岭华北饭店露台。
一架无人机即刻起飞。飞机朝着东边出发，第一个拍摄目标是杭州饭店的小礼堂——当冬日树木凋零时，建筑物方显身姿。
这是国家建筑设计大师唐葆亨先生在年设计的一件作品。小礼堂依山傍水，是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晚宴所设地点。而一年中春夏秋，这座湖边建筑从不露声色，几乎完全掩映在栖霞岭中。
因为负责制作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70周年的影像，85后建筑设计师俞元坤认识了唯一一位经历了全院七十年历程的大前辈唐葆亨。过去几年里，他还经常在院里见到这位鹤发老人。在深入了解了唐先生的故事后，俞元坤决定重新拍一遍先生的作品，让无人机成为唐总的千里眼，替他再去看一看他的作品在一年四季变化中的样子。
唐先生属兔子，今年96岁。
他的名字是非常陌生的。联络采访时，一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鲜有听说过老先生的。
但他又是十分熟悉的名字。这座城市中许多经典的地标建筑物：杭州体育馆，杭州剧院，笕桥机场，西子国宾馆，望湖宾馆……背后都是这个名字，工程设计大师唐葆亨。
唐先生-年就读于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是共和国出道的第一批精英。然而他们这一代建筑设计师，又给时代折损了最有可为的壮年，日后逐渐成了隐没在著名建筑背后的名字。
但他们素来自有一身优雅的“铠甲”，抵挡了外在的顺流、逆流。甚至痛苦，都是创作的动力，规矩越多，自由越多：
年，唐葆亨受命设计浙江省体育馆（今杭州体育馆）。当年经费十分紧张，唐葆亨又因出身备受压力，他躲在工棚里整整四年，一面和建筑工人一起工作，一面研究如何改良设计节省经费，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鞍形悬索屋盖室内运动场。
年，杭州开始全城动员，准备迎接尼克松总统来访。当时杭州只有一个小小的军用机场，没有候机楼，也无法起降大型飞机。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扩建笕桥机场”的紧急指示：这座近平米的候机楼连设计带施工必须在2个月内完成。
作为这项工程的建筑师，唐葆亨决定施工全部采用干作业。他设法采用淡米色的织锦，用湿裱的方法贴到墙面的木基层上，不仅解决了常规墙面油漆施工的异味问题，还使贵宾厅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这可能是第一次使用“丝绸墙布”的装修工程。直到6年后的年，我国才第一次制造出墙纸，用于建筑内墙墙面装饰。
年，杭州剧院的设计任务下达后，唐葆亨站在基地上，看着红太阳广场（今武林广场）北面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今天浙江展览馆），他发现之前构想的“用江南传统风格来营建一个现代化剧院”的思路不再适合。杭州剧院是这个广场的“二当家”，它既要有表现城市属性张扬的一面，又不能撼动展览馆作为广场主角的地位。在一遍遍考察和推敲后，他找到了出路：采用南北对称布局，主立面朝东面向广场，东立面和南北门廊为成片的玻璃幕墙，通透的光线让剧院的空间流动了起来，形成了延续的城市空间。挑檐宽大而简洁，没有任何装饰，观众厅和舞台造型纯净。
剧院的设计，完全符合唐葆亨的师爷爷、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一切建立在合理地分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杭州体育馆
今天的人们是否还愿意去理解城市里的公共建筑？
我想起来一个杭州老乡的故事。年，后来任职多年的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来刚到敦煌，他准备长期驻守莫高窟。当时张大千刚刚结束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工作，准备离开。临行前，张大千送给常先生一份手绘的敦煌地图。常书鸿看到这份地图的很多位置上都做了标记。但他去标记所在处查看，什么都没有。直到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常书鸿再去各处巡视，发现张大千标记过的地方都长出了蘑菇，原来张大千送给他的是一份蘑菇地图。在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敦煌，野蘑菇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一座城市的独特建筑，就像是这些野蘑菇。这是凯文·林奇所说的“城市意象”，“老百姓如何通过景观和设计来认识一座城市，并且与这座城市产生情感上的联系。”
杭州笕桥机场
年末，当我有机会可以采访唐葆亨先生，我在想如何开始与老先生对话？我起先非常兴奋：唐先生在杭州安吉路18号、他设计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一辈子；年代，我儿时就读的安吉路实验学校，就在对门的安吉路19号。后来我就职的浙江日报社，体育场路号，紧挨着唐先生最满意的作品，杭州体育馆。
结果唐先生并不理会我攀缘，他不愿意多谈自己。最终我与老先生的这场对话，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并且它仍然在时间和空间中继续生长：其实我们在这座城市中，按图索骥唐先生播种的“野蘑菇”，并用它们来制作人生的心理地图。
规范永远在期待天才的偏离。
这句在采访本扉页上的话，本是我用来刺激自己创造的勇气。无果。
在认识唐先生之后，我慢慢找到一种答案。后来反应过来，这可能才是“安吉路19号”与“体育场路号”的真正优势。
唐先生的思想与创作，值得一次严肃、细微，也更雄心勃勃的探索。
而这一次对他所构建的城市记忆、形象的追寻，更是有关我们自己。就像福楼拜先生的作品里，动词用了一种非常特殊格式的文法：过去未完成时——过去一直在持续进行。时间不是单向的，而是折曲的。记忆其实在未来。
“泥瓦匠”的理想与爱好
年11月，早上十点钟到唐葆亨先生家门口，按门铃一时没有反应。啊呀，阿姨可能出门了。
正念想时，屋里传出来“咚”，隔一会又“咚”的声音，铿锵有力。我不再按门铃催促，很开心听到这样的生命节奏。门终于开了，老爷爷果真是拄着拐杖自己来开门的：“你来啦”，朝我招招手。
这是我第三次到唐先生家里采访，他95周岁，仪表堂堂。我随即留意到他素来葆有一种气质，很难形容，并非因为成就与年龄，使得他与晚几辈功成名就的大师截然不同。我后来反应过来：他是民国人，自是有一股传统的风尚。
1.
年9月，兰溪县。唐家的二儿子出生，得名“葆亨”，取意“亨通”。他的父亲唐舜廷，在兰溪商界赫赫有名，人称“唐公”；年，唐舜廷参与创立的泰亨钱庄，是当地十几家私营钱庄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
唐公也非常重视教育，曾资助创办兰溪私立担三初级中学（今兰溪第一中学前身）。他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学堂之外，还聘请来私塾先生，每晚为孩子补习国文。
葆亨上头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叫葆堃，名字来自父亲的一位合伙人姚老坤先生。在父亲年少时代，曾经是姚老坤瑞亨钱庄的学徒。父亲后来创业艰辛，他希望两个儿子好好读书，日后能继承家业。
哥哥葆堃成绩优异，数学尤其好。弟弟葆亨却让父亲十分头疼：年代，刚上小学的葆亨非常顽皮，他古文背得不好，打算盘也不好好学，常常挨先生罚，惹父亲生气。
少年唐葆亨
不过葆亨也很喜欢去钱庄玩。泰亨钱庄设在兰溪南门里城，坐北朝南，占地平米左右。钱庄的前后二座房屋都有很大的天井，均盖着玻璃天窗，室内光线明亮。后座天井里摆着四只最大的太平杠，盛满了水；院子里还有假山，小湖里养着金鱼，环境非常优美。
钱庄里有一位父亲的同仁，擅长画国画，年幼的葆亨总是兴致勃勃地去看他作画。这位先生也很喜欢葆亨，他很快发现这个小孩在绘画上悟性极高，一点就通。后来他开始教葆亨画画。
这位日后的建筑大师，在画几上开启了艺术启蒙，这次小葆亨学画非常勤奋。不过在父亲眼里，画画只是不务正业的儿戏。
2.
年11月28日，兰溪市云山路。远处大云山上有一座古塔形制的砖塔，是兰溪的地标建筑能仁塔。这座塔为年的重建塔：六角七层楼阁式，木质砖身，内有蹬道，高25米。
而唐先生儿时熟知的那座古能仁塔，是一座宋塔。年初，为了避免日军将能仁塔作为指示目标轰炸兰溪，驻守兰溪的国军六十三师拆除了兰溪的这座地标建筑。年5月底，兰溪县沦陷。
这件事情给少年葆亨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随着这座记录了上千年城市记忆的建筑物突然消失，他无忧无虑的童年从此结束，紧随其后的就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日子。当兰溪遭遇国土沦陷，人们更是感到了一种文化的沦陷。这种切肤之痛，成为唐葆亨日后建筑思想形成的最深层因素。
车拐入云山街道庙前街。在距离一百多年前唐家老宅一墙之隔的小区，我见到了哥哥葆堃。
唐葆堃先生今年97岁了，身体非常好。知道有记者想听他讲小时候的故事，他准备好了一本自己制作的《历史记忆》，上面收集了近十年来本地报纸对泰亨钱庄的报道，每篇剪报后面有老先生手书的回忆笔记。
抗日战争后全家再次回到兰溪，唐家当初殷实的家业全部被毁，唐舜廷面临二次创业。父亲是一位商业奇才，在战后短短的时间里，又成功经营了自己的商业公司。当年那个读书成绩好、算盘打得尤其好的大哥放弃学业，继承家族生意。小儿子葆亨得以有机会继续上学。
至今唐葆亨还非常感激大哥，当年不是大哥的担当，兰溪可能会多一个蹩脚的商人，中国却会少了一位优秀的建筑师。
少年葆亨与葆堃
3.
兰溪西门码头。民国34年（），18岁的唐葆亨告别家人，坐上了驶往杭州的水路客轮。兰溪距离杭州多公里，今天高速开车2个小时就能达到。但是在70多年前，少年唐葆亨在船舱里沿江飘摇了两天一夜，才终于到达了遥远的省城杭州。
这位酷爱画画的学子，内心向往着他的圣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称“国立艺专”）。
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回杭州，开始向社会招生。当年，唐葆亨就如愿以偿考上了艺专。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绘画专业。唐葆亨发现学校里有一个叫“建筑设计”的专业更接近他的理想：儿时逃亡的经历，让唐葆亨深深感受到国力孱弱的悲哀，他决心要发奋读书，长大为祖国效力。没有哪个专业能像建筑设计这样，把他的爱好和建设国家的理想结合得如此完美。
踏入艺专的唐葆亨，把对绘画的喜爱，变成了对“建筑师”的职业期待。
4.
但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建筑师”，“建筑”也没有独立的学科分类。建筑的形式由典章制度决定，工匠实施建造。这些“泥瓦匠”以家传口授的方式传艺，成为我国建筑体系早期的主力军。
年代，随着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设计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中国才开始有自己的建筑师。以梁思成、刘既漂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在国内兴办建筑教育，培养现代意义的职业建筑师。
但是到唐葆亨报考建筑设计专业的时候，“建筑师”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稀罕的职业称谓。唐葆亨的家人都不理解，儿子读了这么多年书，为什么要去做“泥瓦匠”？
国立艺专建筑设计系主任雷圭元先生（中间着长袍者）与同学们
这个“泥瓦匠”，入学国立艺专的第一课是学习绘画，素描老师叫赵无极（-）。那是十分年轻的赵无极先生，但是授课极为严谨。他对学生素描作业要求严格：每一张画都要求轮廓准，层次多，必须画细画深，决不允许马虎偷懒。赵先生教会了唐葆亨如何用画家的眼睛去探索世界的美，这成了建筑师唐葆亨受益终身的利器。
唐葆亨还在学校亲眼见过林风眠、潘天寿先生手作。今天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
专业老师呢？全是中国建筑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有吴景祥（-）先生。吴先生中学生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后赴法国读书，师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吴先生当年41岁，不拘言笑，侧面看起来很像他的导师。他在教学中，花了大量精力在创新和前瞻上，也非常鼓励学生自主思考，不断创造。
有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顾恒（-）先生。顾先生将模型的制作作为设计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学生用模型来帮助理解建筑的形态，推敲方案的设计。这种设计方法深深地植入了唐葆亨的设计习惯，日后他职业生涯的每一个方案，都经过建筑模型的反复斟酌。
还有雷圭元、庞熏琹、吴一清、谭天赐、蒋祖荫等等名师大家，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有着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的建筑思想、教育理念和创作风格形成了国立艺专建筑专业多元开放的状态。
5.
国立艺专建筑设计专业，由刘既漂先生在年授首任校长林风眠先生之命创建。刘先生毕业于巴黎大学建筑系，是中国建筑艺术运动的先驱之一，曾主持设计年西湖博览会建筑。刘既漂秉承了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教育理念，他认为建筑是民族个性的表现，中国需要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培养自己的建筑师，传承中国建筑的民族性。
艺专的建筑教育奉行多学科、综合性的体系教学，它最初承袭了巴黎美术学院的模式，偏重建筑艺术。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改良和修正，这个以“美术建筑”起家的建筑专业，在实用功能、结构技术、房屋构造、建筑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也得到了全面的充实。
唐葆亨读书时，国立艺专的校长是刘开渠先生。这位曾与梁思成先生一起设计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艺术家，当时兼任杭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艺专建筑系的学生们在读书期间，就有了参与杭州重要工程的机会。
年，在刘开渠先生的推荐下，艺专的顾恒先生带领师生团队，承担了杭州最大的一项城市建设工程——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唐葆亨，第一次参与实际工程。
方案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比例、尺度和元素，由建筑系的顾恒、雷圭元、庞熏琹教授主导设计；正立面有主席浮雕，是雕塑系曾经留法的教授程曼叔的作品。这座传承了中国民族风格的大会堂，为刚解放的杭州城营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会议中心。唐葆亨跟随老师们，亲历了这个创新中国传统风格的设计实践。
年，唐葆亨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参与了杭州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楼和围墙设计。虽然只是两件小的构筑物，唐葆亨仍然怀着十分恭敬的心态来完成，他把对当年恩师们的敬重与理解，注入到门楼和围墙，尽心尽力地让自己的设计配得上前辈的杰作。
然而0年，在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之下，杭州人民大会堂建筑群被全部拆除。这座由顾恒、雷圭元、庞薰琹、程曼叔等艺术大师创作的作品，从此成了历史的回响。
杭州人民大会堂的消失不仅是唐葆亨的遗憾，也是这座城市的遗憾。爱默生说：“城市是依靠记忆而存在。”哪些东西可以保存记忆？
那些穿越时间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是更为重要的。
人民大会堂
从职业角度说，建筑师时常受人羡慕：建筑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种如此显性的存在。不过对唐葆亨而言，如果不能在文化精神上对人们形成持续的冲击，建筑只是一时的。“建筑的文化使命”，是在他还是学生时就已经深深烙在心里的目标。
但是关于唐先生和他的建筑设计,几乎没有资料。对他的专业最了解的人，是徒弟，原浙江省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省院”）党委副书记蒋纹。年省院60周年庆做刊物，蒋纹负责整理院史资料，总建筑设计师唐葆亨是唯一经历了省院整个甲子历程的员工，她决定采访唐总。
结果越聊越起劲，这场采访持续了1年。那会儿唐总每天到院里上班，第一件事情是走到隔壁蒋纹的办公室里，跟她聊上1小时。
在经由蒋纹引荐认识唐先生前，我规划了一份雄心壮志的采访提纲，希望重现黄金时代的“每天1小时”。然而最终我没有完成期待，唐先生并不愿意和圈外人多谈自己的工作。老先生怕自我吹捧，他唯一跟我讲过他做设计的出发点，是做不一样的设计。
54年前，悬起了杭州体育馆的顶
1.
有一个唐先生指导蒋纹做的项目，宁波保税区发展大厦，非常罕见的一桩八角形高楼。
年，唐总第一次指导蒋纹和另外两位年轻设计师，合作宁波发展大厦的投标方案。按照唐总的要求，三人要做多方案比较。他们最终展示了三个方案：1号，圆形平面主楼。这套方案他们最有把握，交出了完整的平、立、剖面图。2号，方形平面。3号，三角形平面。后两个方案都只做了一张草图。
唐总听了汇报后，挑选出简陋不堪的3号，“我喜欢这个方案。”年轻人目瞪口呆时，他继续说：“但是三角形的空间利用率比较低，如果采用八角形的平面，效果会更好。”
起先年轻人们都很沮丧，因为几天精心制作做的1号方案白费了。但是1个月后，当他们在投标现场看到其他几家的方案模型时，一身冷汗——各家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圆形平面。
在一堆“胖圆筒”中，“八角形”鹤立鸡群，最后高分中标。
后来蒋纹参加过很多次由唐总指导的方案投标，中标率非常高。她经常问唐总“为什么又中了？”唐总一定会笑着说：“只是运气比较好罢了。”
直到蒋纹自己在建筑领域工作了几十年，她才理解唐总的“运气”是怎么来的，他自己是如何设计出城市中一座座经典的公共建筑的。比如这其中最为杭州人所熟悉，也是唐总最骄傲的作品，体育场路号的杭州体育馆——唐总当年也设计了一个让人讶异的形状，椭圆形。
2.
年那个春日的午后，安吉路18号，浙江省工业设计院（今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办公室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何广乾教授听完唐葆亨的陈述后，沉思良久，然后他微笑着说：“空间悬索结构可以做。”
何教授这句回复像一缕春风，吹散了唐葆亨心里的严冬，那个濒临绝境的“马鞍形悬索屋面”创意，终于获得了生机。
马鞍形，悬索，这些专业的建筑语汇，在今天对杭州人来说都不算陌生，这是老百姓对杭州体育馆的标签印象，在民间，大家称呼它“船形”体育馆。从年竣工以来，一代代杭州人在这座体育馆中，听罗大佑，马克西姆，欣赏皇家马戏，海豚表演，观战CBA，还聆听过华罗庚先生的演讲，人们早已习惯在这艘“大船”中享受文体生活。
然而在年代，当唐葆亨拿出体育馆的设计方案时，他遭到了专业领域的各种质疑，没有人建造过这样“龟形平面””“和尚帽立面”的体育馆，也没有人敢给双曲面屋盖的场馆做力学结构设计。
3.
年3月，38岁的唐葆亨受命设计浙江省人民体育馆（今杭州体育馆）。这是唐葆亨第一次设计大跨空间的体育建筑，虽然此前已经设计了西子国宾馆、杭州饭店（今香格里拉饭店）小礼堂等西湖景区标志性建筑，但是在体育馆设计领域，当时的唐葆亨还是一个“菜鸟”。
“菜鸟”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上海请教自己在美院读书时的老师吴景祥先生。吴先生向唐葆亨引荐了他在同济大学的同事葛如亮先生。葛先生当时已经是体育建筑方面优秀的专家，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积淀，他向唐葆亨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体育馆建筑案例、并分享了他多年的研究经验。
在葛如亮老师的帮助下，唐葆亨仔细分析了体育馆观众入席的观测记录。他决定设计一个椭圆形平面的体育馆。
年10月，我第一次去唐葆亨先生家采访时，他就很骄傲地给我画了一幅图，上面有一个长方形，一个圆形，一个椭圆形。
方形平面的体育馆，在能源和座位对空间的利用率上，四个角的空间是浪费的。
圆形平面，有两个侧面的空间无法有效利用。
空间利用最合理的是椭圆形平面。
但是“椭圆形”遇到了难题：在设计建造体育馆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结构造型可以适用椭圆形平面。
这还没有解决，唐葆亨又分析了体育馆的剖面。综合视线、通风、声学以及经济性的要求，他推算出体育馆最佳的屋盖应该是两边高、中间低的双曲面造型，也就是杭州人后来都非常熟悉的“马鞍形”屋顶。
然而以当时的技术力量，全浙江也没有人敢为这个顶做结构设计。椭圆的“盖子”怎么承托呢？
4.
汇总唐葆亨的分析，只有一种空间悬索结构，最符合他对体育馆屋盖的设计要求——也就是“织”一张网，兜住上面的屋盖。
然而以在当时的中国，这是史无前例的结构选型，技术和工艺的不确定性，潜伏着难以预测的风险，业内人也劝唐葆亨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科技事业迅速发展。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此期间，医学家成功移植自体骨髓，生物学家成功合成人工牛胰岛素，物理学家成功研制原子弹。建筑师唐葆亨，也渴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新的尝试。他认为体育馆，应该由技术的创新性创造功能的合理性。
在同事的帮助下，唐葆亨请著名的结构专家何广乾教授来到杭州，论证悬索结构的可行性，于是发生了前面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
当年何先生立即派出他的高徒张维岳，帮助唐葆亨解决空间悬索屋盖的技术问题。
5.
年11月，杭州市体育馆。我和蒋纹爬上体育馆的悬顶，头一抬，能看到唐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做的索网：东西80米跨度的空间索网，索端固定在曲梁上，大跨屋盖的用钢量仅为每平米17公斤，在当时是世界上用钢量最省的悬索结构。
这座人民的体育馆，集聚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力量。年3月，杭州体育馆经过3年改造，重新回归。这座簇新、豪华的体育馆，将准备迎接亚运会的拳击比赛。馆长说，一张椅子，一根管子，每一个角落都在性价比最高的基础上花费了许多心思。这是体育馆建设的传统。倘若能有一台大型的X光照着，年代唐先生打造的体育馆软装，处处充满了民间智慧。
年7月，体育馆刚开始施工，设计师唐葆亨就开始担心工程经费。由于经费短缺，建设随时可能停工。为了让工程顺利完工，唐葆亨就住在工棚里，成天泡在工地上琢磨如何优化设计来省钱。
当年唐葆亨和工人一起用沥青铺设的木地板，这样可以节约木基层的用料。
唐总设计的整个体育馆的排水体系，在后辈建筑师看起来也是匪夷所思。他用廉价的白铁皮铺设屋顶——白铁皮，是当时每家每户都常见的生活用品，水桶的材料。他以每块白铁皮大约1米的长度为模数，做出平行于屋面短轴的条形分流区，使雨水能沿分流区均匀地排至最近的檐沟。
体育馆东西大厅一楼，今天还能找到一组八根大理石立柱，浅色的。当年，大厅里还有一组深色立柱。
这些今天完全看不出痕迹的华丽大理石柱，其实装饰面是边角料拼成的。唐葆亨那时候老去大理石厂，捡回来大批碎石料。运回来以后，按色彩的明度分成深浅两类，再用水磨石工艺分别打磨成深色和浅色的立柱装饰面板。大家喊他“捡破烂的建筑师”。
年9月，四年以后，体育馆终于竣工。唐葆亨最初的设想全部得到了实现：体育馆建筑面积为平方米，有座，比赛大厅首次采用了椭圆形平面和双曲线抛物面的屋盖结构。场馆既保障了空调的有效运用，又达到了满意的观赛视觉效果。经济合理的内部空间，和技术先进、线条流畅的马鞍形屋盖结构，都获得了完美的统一。
虽然在特殊的年代，这位总设计师没有得到鲜花和掌声。但它是唐葆亨最喜欢、最重要的作品：-年，他为之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智慧。这项工程引起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一个时代的独特范本，一座城市无价的记忆。
走完悬顶后，我继续往上爬了一层，推开一扇小天窗，狂风迎面：这里是杭州体育馆的屋盖，现在顶上铺的是大块的铝镁锰板。当年，这座“马鞍”上全是省钱的白铁皮嘛。
我想上来看一看，是因为年，体育馆投入使用已经20年后，唐先生还爬上来过一回。
这个年份，老杭州都有记忆反射的，那年夏天的特大台风。
悬索结构最大的天敌正是台风。当台风和悬索屋面产生共振时，屋面会产生严重的损害。年，同样采取悬索结构建造的美国塔克马海峡的悬索桥建成后仅4个月，就在一场8级台风中轰然倒塌。
年，悬索结构屋顶的体育馆也遇到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当年8月8日，12级台风正面袭击杭州，一夜之间，许多建筑遭到破坏。
台风过后，61岁的唐葆亨，时任浙江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57岁的张维岳，时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两位当年的“战友”再次一起爬进了体育馆狭小的吊顶里，逐一检查索网的钢绞线。
令他们欣慰和自豪的是，使用了20年后，经历了如此强大的台风，体育馆的双曲索网屋盖的主体结构依然完好。12级台风仅仅掀掉了屋面防水用的部分白铁皮。
特别致谢：杭州市体育馆馆长刘震兰溪市宣传部朱窈兰溪市融媒体中心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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