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和回忆育有一女，
名唤艺术，
她的居所远离人类
用树杈高悬袍衫充当战旗的绝望之地。
哦，希望和回忆的可爱女儿，
请来到我身侧，
徜徉片刻。
爱尔兰作家诗人W.B.叶芝《凯尔特的薄暮》
译者殷杲
“艺术，特别是美术（与数理化）不一样。如果我只是对美术有兴趣，我可以从我的角度去欣赏，甚至可以去做艺术创作，有谁说一定不行吗？没有。从这个层面来看，艺术它可以是一个大众的东西，或者说艺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层面的基础。”
“当时在芝加哥的店里面整整一个星期，哪儿也没去，从第一个书架第一个格子到最后一个，多个书架，4万多册书，我把每一本书都过了一遍。一来二往去了几次，到第三年夏天的时候，店主就问我：这个店你要不要买下来？”
疫情惶惶中的一个下午，已开端经营图书事业第二个十年的佳作书局主理人Tony（朱帅），在北京佳作书局央美店里，讲述了他和艺术、书店的故事。
在这个一切奔向“快速”的时代，效率至上成为商品世界不停运转的基本法则，而整个社会的美学却仿佛停滞不前，艺术成为大众远远观望的名词。谈到即将迎来创店八十周年的佳作书局，谈到外版艺术书籍更好的印刷、更高的质量、更新锐更开阔的艺术眼界，与之相匹配的当然还有更高昂的价格，Tony坚持认为：“艺术有它的门槛，也没有那么多的门槛”。
“我其实没有开书店的梦想”
Tony：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学生，从来没想过说要去开一家书店。这个可能和很多传说中的故事，什么人人都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不同。我其实没有这个梦想，只是机缘巧合地走到这里。因为当时我学艺术史，最好是去研究艺术品本身，但国内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只能是去看二手的文献，看书。
我当时上学的杭州的中国美院，我在那读研究生，以及我本科的中央美院，这两所国内最好的艺术院校，藏书都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知道的历史原因，建国以后，没有办法没有条件去建设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要做研究时，很多我们必看的一些文献其实是没有的。由于我个人对书比较感兴趣，花了自己所有的钱来买书。买书之后，自己钱都花光了，这是一个最真实的部分，就又只好把这些书放到网上卖。
结果就在准备要跟家里伸手要钱要生活费的时候，我接到了顾客的电话说要买这些书。他们收到书之后又给我来电，说这个书真的不错。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让我很兴奋：你的书我都收到了，觉得非常好，你能不能还有书卖给我们？我说，我不是做图书生意的，这都是我自己的书。然后他就说，那你能继续帮我们买吗？我当时完全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当时其实一点都没有去想做一个生意，只是觉得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把想买没买的书，至少过手翻一翻，然后再给他们，就这样子开始了图书的业务。
当时等于是受了委托帮人家买书，花了挺多钱的，好几十万吧，因为这样我就变成了这个书店的一个大顾客。书店第二年邀请我去美国，说更好地买书。然后就毫无征兆地跑到美国去了，我记得当时在芝加哥的店里面整整一个星期，哪儿也没去，芝加哥的任何景点，任何地方都没去。从早上到晚上书店下班，从第一个书架第一个格子到最后一个，多个书架，4万多册书，我把每一本书都过了一遍。一来二往去了几次，到第三年夏天的时候，店主就问我，这个店你要不都买下？当时我跟我女朋友林恬一起努力，我们各种借钱，当然主要是跟家里面借钱，最终分期付款等等，就这么把这个书店盘下来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谁给的自信？谁给的胆子？当时就这样跑到美国去，还把人家一个实体经营的企业给买下来，还是实体书店这么一个夕阳产业。因为当时什么都没经历过嘛，还是个学生，无知者无畏，我是比较深刻地理解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一步一步在经营过程当中，
我们越来越多地给它赋予一些意义”
Tony：我们从上海的图书馆档案馆里面能查到一些当时的资料，在一个叫《上海行名录》，相当于曾经很流行的商业黄页中，商业用户信息都能（在里面）查到。我们查到一个年的一本，里面就有写到书店的联系方式、信息地址等等，就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它叫派拉岗书店，那当然是因为音译。
佳作书局最开始是由创始人马法伯（MaxFaerber）开办。他是犹太人，二战期间从欧洲逃难到上海，当时全世界只有上海接纳犹太难民。他大致是30年代末时到了上海，经过几年的时间，逐渐落稳脚跟，大概在年创办了书店。后来他在上海成家立业之后，书店几经易址。年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举家搬迁，包括成千上万册书一起，去到了纽约。男主人在70年代后期去世，女主人持续经营到80年代中期，因年事已高就把书店转手给另外两个美国人来经营。这两个美国人从80年代中期经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转手给一个芝加哥人。他90年代初把书店从纽约搬到了芝加哥，经营到年时转手给我，我应该算是第四代经营者。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手经营这个书店，大致80年的历程。
佳作书局宋庄店
后来又从网上找到一些信息，有人就去统计海外，主要是欧美对于中国研究的这些书——我们理解中的汉学书。列书目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列出版社名字，发现很多书是我们出的，大家就把这个ParagonBookShop翻译成佳作书局。后来我们也没有想出更喜欢的名字，就用了这个名字，但就不知道该去感谢谁，是谁取的这个名字。
其实英文单词里有paragon这个词，但很少人认识这个单词，因为它很少出现。它就是经典、典范的意思，那么“佳作”作为翻译名还挺不错。我的个人性格用我们湖南话说，有时候挺霸蛮的，挺较劲。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任何的事大概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来，所以很难说一个品牌，我们从最开始就想好了赋予它什么含义。不是的，至少在我们这不是，是一步一步在经营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给它赋予一些意义，然后也反过来自己塑造这种形象，每一个环节也尽可能地去做到很细致，做到一遍遍精益求精。
“要把一家书店经营好，
空间的稳定非常重要”
Tony：重新在国内做业务的时候，央美店是我们第一个开的，对外营业的店铺。最开始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位置，而是在这个楼的四楼。但是四楼从14年开起来之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就被迫搬迁到三楼。三楼大概有个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又被迫搬迁到这个楼后面的院子里。大概又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再经过一些年的经营，在大概18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时候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在央美这个位置，它其实有自己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大家面对的顾客群体都是很学院派。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跟社会有更大的接触，就往做了一个探索。那边的访客绝大部分是游客，或者是说对艺术有一定想法的访客，正好符合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探索的方向。到20年底，迫于巨大的房租压力，迫于整个空间的设计方面造成的空间不协调等等，我们不得不放弃那个地方。
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最冷时好像得到零下20度，北京这么多年没有这么冷过。（）那个地方当时是我们最大的店铺，也是花了最多精力、最多钱、最多时间去筹备的。算到最后撤店时，加上因为疫情各方面的原因，断断续续也就开了大半年，就非常遗憾。
想想多平米的店，全是书和书架，找别的地方借中转的空间，最终要搬到哪去？大概有2万册艺术书，艺术书一本书都很重，跟我们平常想的书差距很大。搬过去的地方也只是求着人家给的一个中转空间，那个中转的地方更冷。所以蛮担心当时如果其他的小伙伴不愿意面对，或者觉得太累要打退堂鼓的话，其实我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我自己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完成这个事情，当时还不是说花钱能请人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们搬的这些内容，自己得知道什么东西往哪搬，放在一些位置，否则如果全部把它堆在一个地方，无法想象后面还怎么开展工作。
佳作书局店
持续搬了有半个月左右，不停地在搬。然后要搬的车，有时候能进来，有时候又不能进来。也有很多人为的一些信息原因造成的坎坷。当时觉得，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对于很多的事情，它原本不应该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就变得那么困难呢。
央美的这家店，虽然面积很小，也有各方面不便利的地方，但为什么我对于这个最满意？其实是在这时间比较长，虽然不停在搬家，但相对来讲是稳定的。之前有人问过我说有没有一些最期待或者是最想要的条件，我当时脱口而出，希望书店要有一个足够稳定的地方。其次，我想到的才是，倒不是一定免房租，而是说我们可以承受的合理房租。但最大的前提我希望是绝对稳定，不因为非自身的原因要搬。我认为对一个书店来讲，它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才能够逐渐地去改善，经营的每一个细节。
“艺术有它的门槛，
也没有那么多的门槛”
Tony：现在大家都忙着工作，忙着手头的事情，当然也忙着看手机，所以看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我们的书都比较限定在艺术、美术这些领域，所以对于对艺术没有兴趣的人来讲，的确是没什么意义。再加上也都是各种语言文字的（外版书籍），语言也会是一个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佳作书局）确实是小众的。
但未来我相信它不是一个那么小众的（书店）。因为艺术有它的门槛，也没有那么多的门槛。我们如果没学好数理化，现在让我们去搞数理化搞得下去吗，不可能的，它有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但是艺术，特别是美术不一样。如果我只是对美术有兴趣，我可以从我的角度去欣赏，甚至可以去做艺术创作，有谁说就一定不行吗？没有。从这个层面来看，艺术它可以是一个挺大众的东西，或者说艺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层面的基础。
经济好了之后，我们才有精力去整理文化的东西。谁能否认说中华文化不好，没有人能否认，但总得有人把它梳理出来，整理出来，把它运用出来。如果我们都吃不饱饭，都经济特别差，我们肯定先是吃饱肚子。西方文化里面古典文化不要说太远，不要说什么古希腊罗马，就说到文艺复兴。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因为经济发展到那个地步，文艺复兴从哪里开始，从佛罗伦萨，佛罗伦萨背后是谁，美第奇家族，有钱的很。可以说是他们在这个文艺复兴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完全没法回避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很小的样板，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盘子要比那个大太多了。
在目前，我们国内的文化氛围发展非常快，所以我相信可能，不用三年五年就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特别像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些地方，北京有两千多万人，上海有两三千万，江浙一带的人群，加起来估计都有上亿，这里面热爱艺术的人比重是非常地高。美国才三四亿人，欧洲真的达到这个水平的人群也不会高太多。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说，美国没有文化或者是没品味，但欧洲人大概是有的。但实际上我也接触了不少欧洲人，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艺术修养。所以我还蛮乐观的，即便疫情已经第三年了，即便这个世界也不太太平，但是我想可能我们经营的艺术的这个垂直的小众的品类，在将来，至少不是今天这么小众，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看法。
“大家还是觉得书贵”
Tony：进口这些书困难非常多。我们跟出版社订货，由于远隔重洋，订的货就会发到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再把多家出版社发过来的东西汇总在一起，跟其他货物一起装进集装箱。我们看到巨大的油轮，那么多集装箱在一个轮船上，再运到一个大港口，再把它分解出来，通过多次转运，最终才能到我们手上。
这一次的到货，是疫情期间一个很典型的事情。我可以大致复原一下。从贸易角度来讲，大部分情况之下，所有的货都是去到英国，在英国汇总，再从英国出海到达亚洲。但是疫情期间发生了改变，第一个改变是，比如说这家德国出版社，我们以前进它的货都是直接在英国和其他出版社的书汇总，再到亚洲来。之后你们知道，英国脱欧。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跟你一个小小书店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德国的书、法国的书、意大利的书，要去英国，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欧洲人、英国人在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因为英国已经不是欧盟一部分了，那么它需要有检查，需要这些那些的，所以这个货屡次从欧洲大陆去英国的过程当中，送不过去，或者是丢失，或者是时间要花很长，这样就意味着成本变得非常不可控制。
最后，这个出版社的货都从德国直接出。12月份德国的货从仓库出来，比以往花费更长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劳动力不足。这个货终于准备好，要送到德国运输公司的仓库去时，我从业十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发生了被运输公司拒收的情况。我当时十分生气，我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蠢，你先把货收了再说。后来才知道，因为疫情，空运和海运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它原本要离开仓库，上船或者上飞机的货，走不了。走不了就意味着仓库爆仓，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收新的货。这笔货又重新退到出版社的仓库，出版社把这些订单整个取消掉，等这个仓库准备好了之后，再重新找车运到这个库房。所以原本是12月初的订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大概在二月份前后我们就会收到。结果呢？五月初才收到。而且那次还有一批书没到。因为到了口岸之后，被口岸的仓库漏发了。所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闪失，都有可能出现各种状况，而这些状况都会影响到整个的到货时间，到货的品相，被磕坏之类的都有可能。
至于价格昂贵，我想好好说一下。
一本欧美出版的艺术书大致的定价，我所观察到的，从90年代到今天，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这30年的时间里面，欧美出版艺术书的定价始终维持在四十到七八十美金左右的价格区间，当然跟尺寸厚薄有关系，大概都在这个区间。我们的老校友顾客告诉我，他说我们90年代时买一本国外来的艺术书，要花上五百六百人民币，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在北京。显然我们知道从汇率角度来算，这是属于溢价，它原本没有这么贵。因为当时经营的人非常少，所以它这个价格就要往上涨，我们可以理解。而且那时候的消费水平，一个月的工资啊，当然是一般的人的工资，不是说多么高薪，在90年代初的时候。
那么这些书到今天也没有涨价，我们现在出了一本书，五十美金的书，我们现在店里面销售大概三百人民币左右，甚至很多时候还要比原本它的外币定价可能还要略低一点。但是现在工资水平，别说上万吧，至少五六千总有吧，四五千总有吧。九十年代初的五百块钱左右的月薪到现在五千块钱左右的月薪至少差了十倍，但是书从当时五六百一本变成了现在三百左右一本，所以实际价格的数字从90年代到现在，降了差不多一倍，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书贵。
为什么这样觉得？我觉得第一是中文书便宜。为什么中文书便宜？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脱不开的关系，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知识产权，对于文化的保护，当然就非常有限。
所以越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得越好，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具备知识产权的书，它当然价格会贵起来。只有价钱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我们书籍出版的各个环节才会做得越来越完善，这样大家拿到的书才会是一本越来越好的书。
很多时候有读者抱怨说，我们中国出的书不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深入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作者不好，不是中国的翻译者不好，或者说他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中国大部分出版社翻译书的时候，给的翻译费千字都在一百块人民币以下。大家没有生活压力吗？大家不需要买房买车吗？所以他根本都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在翻译过程当中，喝咖啡的钱都不够。对于某一些领域的翻译，对译者来讲，需要很高的要求和修养，那势必他要投入很大的时间精力，甚至他过去十年二十年都在做的某些领域，那这个时候报酬这么低，他的翻译能好吗？
佳作书局上苑村店
突然之间想到一个故事，我的一个朋友，家境不错，在美国留学。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我们店里逛，他看到一本中文书，哇，这书特别好，他就想要看一下价钱，一翻过来，哇，这么贵。我一看，九十八块钱。他当时这个反应给我很大刺激，或者说印象深刻。对他来讲，常年生活在国外，家境也不错，动不动喝个咖啡，吃个点心就得花上一两百，但是一本他很喜欢的书，九十八块钱，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么贵。我反复地在想这个问题，不能说人不愿意为书花钱，不愿意为文化花钱，没有那么简单。消费意识，你去餐厅吃个饭，以前人均二三十三五十就可以，现在人均上百就很普通，四五百的地方比比皆是。买件衣服几百块，要买一件什么品牌的话，花几千太正常了。你要买个大品牌的一件大衣或者什么，上万大家都能接受。唯独书，衣食住行，好像没有看书。大家还在解决一些基础的物质生活的问题。
但是大城市，这方面其实已经到了很前面的位置了。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为文化买单的现象，这个为文化买单不是说要去选贵的东西买，而是他开始去付费。我觉得在过去几年里有巨大的发展，当然国家的政策也都越来越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从一个艺术书店的角度去
持续地探索，服务更大一点的人群”
Tony：我们会持续地在（艺术）这个垂类里面去深挖，原本覆盖的这些板块，会持续地把它覆盖地更好更深入，然后把一些没覆盖到的地方也都持续覆盖到。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地去探索跟更大的群体做对接。但是我们也知道，做普及的工作非常困难。我自己是专业科班出身，我去服务这个专业群体，相对还简单一些；要服务大众的话，大家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爱好，这么多的不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面对。就连我们整体的教育，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都还没把艺术的普及做好，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好。但我们会从一个艺术书店的角度去持续地探索，服务更大一点的人群，只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会不厌其烦地，只要有机会，就去传播这一些东西。
最开始我对直播当然是十分反感，确实在最开始相对特别娱乐化。但后来我的看法也有一些改变，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书店做的活动也开始通过直播的方式去传播。
因为空间的原因，以前办一场活动有二三十个人就已经很满了，并且前前后后要有五到八个人去做服务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一些读者，并不珍惜这些活动，所以造成了效率非常地低。后来被迫地用上直播后，直播人再少也有百八十号人，几百个人进来看过，而我们付出的成本和这个传播的效果，显然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异。像我们这种小众的文化活动，有时候能达到几千人，真实的数据，那这个是我们线下所远远不能够想象的。
在疫情持续了这么两年之后，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很多人都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也在尝试运用直播的技术条件去做适合我们的事情。比如说我希望有一天，在书店建立一个类似于电台的场景，把它变成一个直播的空间。它可以把我们书店的读者群体，以及相关的作者，艺术家，学者，变成我们的活动对象。然后随时通过直播的技术，互联网去传播给全世界可能的人群。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当然可以谈书的内容，其实书的内容就是艺术，那么我们谈的其实都是艺术相关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落到某一本书上面。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去排斥带货。商业越发展好，就能够让每个人都受到益处。商业促进文化的发展，从具体来讲也促进图书行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直播是一件蛮积极蛮应该去做的事情，只不过怎么样运用直播，直播的内容做什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书店，每一个其他行业从业者去想的。
截至目前为止，佳作书局在北京有三家门店正常营业。央美店主要服务学院派的美术相关专业艺术群体，的UCCA店则服务于对现当代艺术有爱好的更广大一些的游客群体，宋庄店除了服务于宋庄的艺术家们，还想立足当地特色，真正做到服务社区、辐射当地居民的艺术品味。至于远离繁华商业中心、位于昌平尚在筹备中的上苑村店，Tony说短期之内并不会完全对外开放，一是距离相对更加偏远，顾客去一趟不那么容易，无形中就提高了顾客的成本；二是与合作方有关，服务的是艺术门类底下更小的一个垂直门类——建筑设计。
总体来说，佳作在深耕垂类、精品化运作上已初见成效。而未来能否在国内再有第二个八十年甚至百年，用艺术之美触达更多人的心底，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毕竟对照当下现实，没有美和善的种子播种和持续培育，又怎能对抗难以忍受的漫漫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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